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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学者顾炎武，每见人宴饮终日，辄为攒眉。客退，必戒曰：“可惜一日虚度矣”！他一生勤奋好学：“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废书。出则载书数麓同随。旅店小休，披寻搜讨，曾无倦色。”因而最是瞧不起荒游度日的人了。
清人李沂也指责过沉溺于游玩之乐的人，“窃见人於应酬嬉游宴会博奕及蓄种种玩好，莫不殚精竭力而为之，至于读书则否。……苟以应酬嬉游宴会博奕及蓄种种玩好之精神用之于读书，则识见日益高，力量日益厚，学问日益富。”（《秋星阁诗话》）劝诫人们把精力用在读书长知识上，做有益于世的人。
大凡上进的人，对游玩之逸趣，必有节制，首先考虑的是“立功天地”的事，把主要精力和时间都用在学习和创造业绩上。稍有闲暇，蓄一些爱好，也无伤大志。象郑板桥评苏轼那样：“写字作画是雅事，亦是俗事。大丈夫不能立功天地，宦养生民，而以区区笔墨供人玩好，非俗事而何？东坡居士刻刻以天地万物为心，以其余闲作为枯木竹石，不害也。《潍县署中与舍弟第五书》〉关键是做到心中有“以天地万物为心”的主导意识，游艺闲趣能审其轻重，不至于荒废正业。又如梁启超先生素有嗜麻将的爱好，他自己说“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但正如粱实秋先生所说：“有任公先生的学问风操，可以打牌，我们没有他那样的学问风操，不得藉口。”梁启超先生修养淳高，能把握住自己，所以未影响他成为著名的学者、导师。我们一般人则很难做到。应特别提醒自己，有所爱好，也有所节制，一旦沉溺下去，就会荒时废业了。在生活中既要保持乐趣，也要保持生活的风操，保持向上的精神，这对青年人来说，尤为重要。
遗子孙“清白”
——廉政漫说之十一
后汉杨震位极人臣，但因为官清廉，子孙吃饭以蔬食为主。外出也没有车马。所以老朋友中有人建议他为子孙置点产业，扬震不肯，说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见《后汉书·扬震传》。
以杨震这样显宦之人，手中的权力若向自己和子女倾斜一点，不用说为子孙留下万贯家产，总不致于连肉都吃不上。但杨震是从更长远考虑，他要子孙在清贫中成长，在清贫的生活中磨炼操守，靠自己的奋斗在世上立足，这是最丰厚的精神遗产。无独有偶，唐代著名宰相房玄龄的父亲也是这样的人。据《隋书·房彦谦传》记载：房家有祖上留下的产业，很是富有，但房彦谦做官后，把家产和俸禄都用来救济亲戚朋友，以致家里没有多余的钱财，所用的车马，衣服和器具都“务存素俭”。他以自身言行为子孙做榜样。“自少及长，一言一行，未尝涉私。”虽然因此导致钱财空乏，仍然自得其乐。他曾坦然地对儿子房玄龄说：“从（别人〉皆因禄富，我独以官贫。所遗子孙，在于清白耳！”纵观世人，以官致富者，多如牛毛。以官致贫者，却凤毛麟角了。最难能可贵的是，不和那些“因禄富”的人去攀比。攀比心理也是导致一个人走向堕落的因素。一些人就是这样，你能借手中权力捞好处，我为什么不能借工作之便有所取。你有车子、房子、票子，我也要想方设法得到。正常渠道获取，本无可非议，就怕取不义之财。许多人就是这样走向毁灭。这种”奔波”，是人性的一种变异，是为物所累，不仅自己背上沉重的包袱，留下财产，也给子孙留下祸根。“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钱财对一个人的道德和能力培养来说，起一种消蚀的作用，还不如在清贫的条件下，为了创造生活，有奋发向上的动力，不断地去进取，靠自己奋斗得到的幸福，也享之坦然，韵味余长。
古代贤者的这种做法，主要是杜绝子女的依赖性。古人是深知”艰难困苦，玉汝成玉”的道理的。倘若子孙躺在万贯家产上，过着舒适安逸的生活，就会产生惰性，不思进取，成为玩鸡斗狗的纨绔子弟，直到把家产挥霍殆尽。财产没有是小事，家族败落、子孙颓废是大事。因而在物质环境上，不给子孙创造一点依赖的条件，让子孙凭自己的能力去创造财富。梁朝人徐勉曾说：“人遗子孙以财，我遗子孙以清白。子孙才也，则向致辎车并。如其不才，终为他有。”《梁书·徐勉传》后一句说得非常深刻，子孙有才，靠他们自己的努力，照样可以乘上车（掌权的象征），不愁富贵。如果子孙不才，就是留下财产也守不住，最终还是归他人所有。
“藏书万卷可教子，遗金满箴常作灾”。（宋·黄山谷〉遗子孙以清白，是一种高瞻远瞩的做法。在教育子女方面，创造什么固然重要，留下什么也很重要。“祸不出所憎，常出所爱。”（汉·傅干）爱的途径和方法是每个父母都应慎重选择的。有的人终身都在为子女谋，甚至不择手段，殊不知，福祸相依，也许断送子孙的正是你。
事业·家庭·爱情
人生进步的动力很多，爱情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动力源。
在人类文化艺术史上，纯洁的爱情一直就是激发人们进行艺术创作的源泉之一，爱成为一个永恒的精神主题。在生活中，爱情也是人生最辉煌的一页，是人生不可忽视的动力。英国著名数学家、哲学家罗素就曾把对爱情的渴望作为支配自己一生的激情之一。当爱情走进家庭后，对事业更显得至关重要。处理得好，可以促进人事业成功，处理不好，就可导致人才能沉没。
家庭和事业的关系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种是一方的牺牲，承担起主要家庭负担，为一方创造条件，臻其事业成功。马克思和燕妮的关系如是。
一种是双方都有共同的理想信念，不计较生活的一些方面，相互砥砺，共同走向成功。许多知识分子家庭多是这样。如科学家居里夫妇，我国著名学者钱钟书夫妇。
一种是“对立型”，一方有事业心，一方沉溺于个人生活，相互不理解，相互抵触，逐步消磨了对事业的热情，使人走向消沉。
至于双方都无事业心，都沉醉在个人生活小圈子的家庭，就无讨论的意义了。
第一种现象，是令我们羡慕的。第二种现象，不是我们所苛求的。而第三种现象，是一般人常遇到且需认真对待的。在生活中，好多人都有这种不协调，处在一种“永恒的挣扎”（劳伦斯语）中。有的人，本来很有才华，一旦组成家庭，就销声匿迹了。有的冲破阻力，却给家庭带来危机。有的在长久摩擦中去改变，却把美好时光都错过，由此而导致心理失衡，家庭失衡，社会失衡。这是令人叹息的。
我们在人生旅途上，注定要担起家庭的重担，要作出种种付出和牺牲，甚至影响到事业。有位作家曾遗憾地说：造物主造物的方法太不合理，把青春的位置放在生命过程的最前一段，使人生最宝贵的时光，折磨于生活重担之下。倘若他有造人之权，要象蝴蝶虫类那样，幼虫时期就作完各种可厌恶的营生工作。但这毕竟是一种想象，家庭是我们要承担的社会责任的一部分，我们要以积极的态度去重视它。
我们应该把家庭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那就是建立家庭，要从中获得什么。恩格斯在谈到爱的概念时候说，爱的第一个环节，就是我不能成为独立的、孤立的人，我如果是这样的人，就会觉得自己残缺不全。至于第二个环节是，我在另一个人身上找到了自己，即获得了他人对自己的承认，而另一个人反过来对我亦同。这是很精辟的分析，人在家庭中最根本的获取是既要有爱的温馨，又要有事业的力量，家庭在社会运行的轨道中，是我们小憩的港湾，是我们补充能源的加油站。衡量一个家庭在社会上有无地位，是否是社会肌体上富有生命力的细胞，不是看男女双方为家庭贡献多少，而是看这个家庭为社会贡献多少，那些局限在个人利益小圈子里的家庭，总是显得黯淡无光。只有靠智慧勤奋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家庭才受到人们的尊敬。这样的家庭中，夫妻关系是平等的，和谐的，相互依赖相互支持的。也正象一位哲学家说的那样：“高尚的爱是两个灵魂的息息相通。”这样的家庭，才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最活跃基因。
“我愿意是废墟……只要我的爱人，是青春的常青藤，沿着我荒凉的额，亲密地攀援上升。”让更多的“常春藤”，沿着我们的额“攀援上升”吧！
家，那一方温馨的天地
据说，对“家”字的一种解释是：屋子里住着一种动物。
这屋下，不管是“豕”也好，还是衍化为专指人的居所，家对每个人来说，都是那么重要。未成年时，那是你“成蛹”的壳；待你放飞独立撑起一个家，那是你生命的港湾。不管外面的世界多精彩，倦鸟终要归巢，你要回家享受那一片温馨，承担起那份责任……在中国，家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家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单元，也是政治制度的基础，我们的祖宗把治家和治国看得同等重要，早就有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语。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那么，家就是国的缩影了。中国人之所以重视家，是由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体系决定的，它制约着人们的衣食住行。
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开放改革的大环境下，家的观念也受到冲击。不仅累世同居的大家庭在解体，连夫妻一孩的“三角形”家庭也经受各种考验。在一些人眼里，爱的吸引力似乎不如外面的世界魅力大，对家的感情正在淡化，对家的依赖性逐渐减弱，有的竟感觉有了家，就象有一座大山压在肩上。更有甚者，做出违反家庭伦理道德的事了。
应当说，造成这种现象主要原因就是责任心的丧失。两个人一旦组成家庭，就产生了契约关系，不再是简单的情爱，而是融进了强烈的责任感。生与死，痛苦与快乐，幸福与磨难，都寄付在家这只小船上。如果两个人有哪一个不同心用力去撑船，它都不会沿着正确的航向前进。一个人，你可以不要家庭，但不可以没有责任感，有了家庭，责任感就更大。
组建了家庭，双方就意味着要承担起不可推倭的责任，就要对家庭成员负责，这是一个人逐渐走向成熟的标志。一些问题虽然发生在家庭内，但都往往波及到社会，形成社会问题，那么，人们承担的就不仅仅是家庭责任，还要承担社会责任了。这又回到孟子说的那句话上：“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男人就要更严格求之于自身。如果一身不能立，就无以言家，更无以言国了。另外，我们生活在大改革、大变化的年代，每个人的精神上、心理上都要承受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工作上的，工资上的，物价上的，人际关系上的，思想观念上……人的感情变得很脆弱，人们更应珍惜夫妻之间的感情，珍惜家的温情，夫妻携手迎接各种挑战。实际上一个人在外面不管遇到什么挫折，什么苦恼，最能使之在精神上得以解脱的，不还是“家”吗？
男人在外，你是否时刻都想着：家——那一方温馨的天地……文论·诗歌·散文
读书与作诗
我们说读书与作诗有密切的关系，并不是像宋代一些诗人说的那样：“诗句高胜，当从学问中来。”（宋·黄庭坚语）钻进书本中去寻找素材。而是说通过多读书，“以养其气”一一提高思想修养和文学修养，借鉴写作技巧。
青年诗人吴晓曾提出现代诗应与神话、史诗在全新意义上的融合。且不论这种提法对历史反思的价值，就其内容上说，要想结合，必然先对神话、史诗有一定的了解。再则，从我国文学发展的源头看，中国文学始于《诗经》也好，始于“卜辞文学”也罢，在内容和艺术手法上，都对当代文学有借鉴作用，不读书何以知之呢？有人提出作家要“学者化”，就是要作家知识博一些。
丰富的知识能充实诗的内容，增进诗的深度力度。孙昕晨《过诗人墓》诗，曾这样写陈子昂：“抱头哭过，仰天笑过／疯狂地爱过，刻骨地恨过／倚剑咆哮过，抚膺叹息过／如今，静静地睡在这里／几百年风雨撩不动你苦吟的须髯。”
如果不通过读书了解陈子昂的生平，怎能概括其生平与性格，怎能在立意上卓然标新呢？
多读书对提高写作技巧有裨益。古人说：“能观千剑则晓剑”、“能读千赋则善赋”的道理就在此。唐朝王勃《滕王阁序》中“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是公认的名句，其实在技巧上是借鉴了庚信《写射赋》中“落花与芒盖齐飞，杨柳共春天一色”。陈毅将军《赠缅甸友人》诗：“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在艺术手法上也借鉴了李云仪诗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一江水。”因能熟记，随手拈来，点铁成金为新的意境。
清人李沂在《秋星阁诗话》中对读书与作诗的关系概括很全面：“读书非为诗也，而写诗不可不读书。诗须识高，而非读书则识不高；诗须力厚，而非读书则力不厚；诗须学富，而非读书则学不富。昔人谓子美诗无一字无来处，由读书多也。故其诗曰：‘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此老自言其得力处。”
为诗者当以此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