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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军校坚持军事与政治并重、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教育方针。军事教育分为军事理论和军事训练两个方面，既学习步兵操典、战术学、兵器学、射击规范等军事理论，又训练实弹射击和野外演习等军事技术。政治教育以革命理论为主要内容，课程有：三民主义、国民革命概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社会主义、社会进化史、经济学等。周恩来亲自给学生作过《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武力与民众》等讲演。谭延凯、张静江、毛泽东、刘少奇、苏兆征、何香凝、鲁迅等人也应邀到该校作过专题讲座。军校的政治工作以共产党人为主体，他们被视为学校中的“革命灵魂”。
黄埔军校一俟成立，就在国民革命中立下赫赫战功。
1924年10月，广州商团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挑唆和怂恿下叛乱。军校师生英勇出击，仅一天内就彻底打垮叛军。次年初，盘踞于东江的陈炯明乘孙中山病重北上，广州国民政府群龙无首之际，悍然发兵进犯广州。广州国民政府组织以黄埔学生军教导团两个团为主力的“东征联军”讨伐陈炯明。同年6月，驻广州的桂军首领杨希闵、刘震寰乘革命军远征东江，在广州举兵叛乱，广州国民政府一度陷于万分危急之中。黄埔学生军奉命回师广州，很快击溃叛军。这时，被打败的陈炯明卷土重来，国民政府于同年10月再度东征。此时，黄埔学生军已扩编为国民革命第一军，他们攻克号称天险的惠州城，接着，兵分三路直捣东江，于11月初平定了广东最凶顽的军阀陈炯明。
在国共两党通力合作、共同呵护下，黄埔军校焕发出朝气蓬勃的革命气息，成为名副其实的“东方红军”。
风云际会话五卅
国共合作结出的另一个硕果是工农运动再起高潮。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之后，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联合高压下，工农运动暂时处于低谷。国共两党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如春风化雨，催发了各地的革命新苗，工农运动呈现出一派生机。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为迎接更大的革命高潮，“四大”对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等都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随即，上海、青岛两地率先翻腾起革命的浪花。
1925年2月，上海日商纱厂工人因反对资本家虐待工人发动了罢工。在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下，罢工很快取得胜利。但是，不甘心失败的日本资本家伺机报复，借故部分停产，停发工资。5月14日，工人再次罢工。15日，上海内外棉七厂厂方宣布停工，共产党员工人顾正红带领工友冲进厂内，要求上工和照发工资。日本厂方不仅不允，而且竟向工人开枪，顾正红中弹身亡，另10多名工人受伤。
日商的暴行引发了工人更激烈的反抗，上海日本内外棉十一个纱厂两万多人立即罢工抗议。中共中央和上海党组织立即站到斗争的最前沿，努力将隐伏在中国社会中的各种革命潜流汇聚成汹涌澎湃的大潮。上海各界闻风而动，最早响应的是青年学生。学联动员了上海大学、复旦、交大、法政、文治等大专院校及部分中学学生，组成30个小队，从18日开始分别到南京路、新世界、大世界、北站等闹市区募捐，援助顾正红家属及罢工工人。公共租界当局以“扰乱社会治安”为名逮捕数人。24日，共产党在沪西工友俱乐部组织10000多人参加顾正红追悼会，前来参加追悼会的上海大学4名学生，在路经租界时又被巡捕逮捕。公共租界当局肆意捕人，令上海各界民众义愤填膺，一场铺天盖地的风暴正在急速酝酿当中。
5月30日上午，上海各校学生和工人纷纷进入租界，到指定地区内进行讲演示威活动，声援工人斗争，要求释放被捕的工人和学生。整个上午，南京路附近演讲人群尚不密集，学生演讲和散发传单时，遇到英捕干涉和华捕的劝阻，但还没有发生正面冲突。午后，各处演讲学生以及听众越聚越多，南京路上每隔一二十家店面就有一组学生在演讲，人行道各处围满了听众。英巡捕前来驱赶，顿时现场乱作一团。混乱中100多名学生及听众被捕去，关押在南京路的老闸捕房。上海各阶层群众数千人，组成浩浩荡荡的游行示威队伍，向租界行进，要求释放被捕人员。下午3点，南京路老闸捕房前已是“群众云集，水泄不通”，“口号雄壮、声震屋瓦，传单飘飞，满蔽天日”。面对群情激昂的中国民众，英国巡捕头头爱佛生（Everson）无计可施，最后竟丧心病狂，下令向群众射击。当时，几千学生、群众在捕房门口围成半月形，距持枪的巡捕仅丈许。全体巡捕连开两排枪，计发44响，顿时死伤枕藉、血流满地，繁华的南京路刹那间变成了人间地狱。在这场血案中，帝国主义杀害了13名学生和群众，年龄最小的才15岁，最大的36岁。另有重伤数十，轻伤无数。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南京路上的血腥屠杀，震动了全上海。6月1日，上海总工会宣告成立，随即宣布实行全市工人总同盟罢工，参加罢工的有20多万工人。还有5万多学生罢课，公共租界的商人全体罢市，英租界的华籍巡捕也举行罢岗。“三罢”斗争如火如荼，愈演愈烈，把上海这个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中心烧得沸反盈天。
“此时上海的工厂无人作工，商店罢市，轮渡不通，车马断绝，交通为之梗阻……同时上海学生也一律罢课……只见满街贴的是反帝国主义的标语，口号，图画；处处都有游行的，演讲的，募捐的，演戏的，闹个不休，个个人都忙着反帝国主义的工作。”
6月4日创刊的《热血日报》发刊词这样写道：
“洋奴、冷血，这是一般舆论所加于上海人的徽号！可是现在上海市民的热血，已经被外人的枪弹烧得沸腾到顶点了！尤其是大马路上的学生、工人同胞的热血，已经把洋奴、冷血之耻辱洗涤得干干净净。”
6月7日，由上海总工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和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推举代表组成的上海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成立。上海各界民众结成了反帝联合战线，向帝国主义侵略者提出了惩凶、赔款、道歉、取消领事裁判权、工人有组织工会及罢工自由、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海陆军等17项要求。
上海的群众运动气势磅礴且井然有序，这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分不开的。中共成立之初，师从苏维埃俄国，将领导中国革命的重点放在城市。上海作为中国的第一大城市，其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自然是党的工作的重中之重。在组织和领导这场声震中外的五卅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培养和锻炼了一批富有经验的工人运动领导者，其中有：邓中夏、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等。
邓中夏（1894-1933年），湖南宜章人。1919年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投身五四运动。1920年3月，发起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10月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长期在北京长辛店从事工人运动，为北方工人运动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1922年5月，当选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1923年，他受李大钊推荐参加创办国民党和共产党合办的上海大学，利用上大为共产党培养人才，直接推动了五卅运动的开展。1925年，组织和领导了著名的省港大罢工。大革命失败后，他受中共中央派遣到上海组织并从事地下工作。1933年5月被捕。9月，在南京雨花台刑场英勇就义，时年39岁。
蔡和森（1895-1931年），祖籍湖南湘乡，生于上海。1913年进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其间，同毛泽东等人一起组织进步团体——新民学会，创办《湘江评论》，参加五四运动。1919年年底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10月回国。在党的三大、四大上当选为中央局委员。1925年参与领导五卅运动。1927年5月，在中共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随后又兼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31年6月，蔡和森在组织广州地下工人运动时遭叛徒出卖被捕。8月，遭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枪杀，时年36岁。
李立三（1899-1967年），原名李隆郅，湖南醴陵人。早年响应“二十八画生”征友声明，同毛泽东会见。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后参与蔡和森、陈毅等领导的留法学生进驻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被法国当局遣送回国。1921年12月，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2月，和邓中夏等领导了上海日本纱厂工人大罢工，同年5月在抗议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的斗争中，任现场总指挥。五卅惨案发生后，被公推为上海市总工会委员长，领导了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任中央工人部长。7月，中央政治局改组，李成为5名常委之一。1930年6月至9月，在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宣传部长期间，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被称为“立三路线”，使革命事业遭到重大损失。此后，他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终结，并羁旅莫斯科15年。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1980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追悼平反昭雪大会，认定李立三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人运动杰出领导人之一。
刘少奇（1898-1969年），湖南省宁乡县人。1920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从莫斯科回国，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1925年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并在上海、广州、武汉参加领导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武汉工人群众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此后，长期活跃于党的城市工作战线。抗战期间，领导开创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扩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工作。1943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成为党的高层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少奇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在制定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等方针政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59年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到错误批判，并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政治陷害和人身摧残，于1969年11月病逝。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为恢复他的名誉作了专门的决定。
1922年国共合作创立的上海大学，名义上为中国国民党党立学校，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主掌的培养干部和开展工人运动的重要基地，有“布尔什维主义的温床”之称。在校务长邓中夏的主持下，上大开办多期平民夜校，吸收青年工人入校学习。上大师生还到沪西、杨树浦、吴淞、南市等工人区促进工人的革命觉悟。五卅运动爆发前，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从湖南调来李立三、项英等，加强上海的领导力量。1925年2月五卅运动的导火线——日商纱厂大罢工，就是在邓中夏、李立三的直接组织和领导之下成功。“顾正红事件”发生后，中共组织学生上街，并主持悼念顾正红的群众大会。5月28日，中共中央和上海党组织举行联席会议，陈独秀、恽代英、蔡和森、李立三等在会上决议将工人罢工扩大为国民革命运动。5月30日，上海各校学生和工人进入租界开展演讲示威活动，党组织派专人坐镇指挥，指挥部就设在上海的二马路（今九江路）的孟渊旅社。“五卅惨案”发生时，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身先群众，倒在血泊之中。当晚，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上海“三罢”，并迅速组织成立了上海总工会。李立三为总工会委员长，刘少奇为总务科主任。此外，中央还在6月4日创办《热血日报》，作为上海工人运动的喉舌。当军阀政府以“调查五卅案”为名，百般刁难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条件时，瞿秋白等共产党领导人挺身而出，与帝国主义和反动政府作坚决的斗争。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五卅运动狂飙迅速席卷全国，遍及25个省区（当时全国为29个省区），六七百个县，各地约有1700万人直接参加了运动。北京、广州、南京、重庆、天津、青岛、汉口等几十个大中城市和唐山、焦作、水口山等重要矿区，都举行了成千上万人的集会、游行示威和罢工、罢课、罢市。尤其是苏兆征、邓中夏等领导下的省港工人大罢工，与上海、汉口等地遥相呼应。参加人数25万，持续时间达16个月之久，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嚣张气焰。五卅之后，全国各地到处响起“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驻华的海陆空军”、“为死难同胞报仇”的怒吼，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帝怒潮。
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得到了国际革命组织、海外华侨和各国人民的广泛同情和支援。在莫斯科举行了50万人的示威游行，声援中国人民的五卅运动，并为中国工人捐款。在世界各地，有近100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侨举行集会和发起募捐，声援五卅运动。6月7日，日本30多个工人团体举行盛大演讲会，决议声援中国工人团体，同时向日本政府和资本家提出抗议。英国工人阶级积极行动，阻止船、舰、车辆运输军火到中国。五卅运动成为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五卅运动锋芒直指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军阀，同时使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得到广泛深入的宣传和传播。五卅运动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政治威望迅速提高，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空前壮大。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国民革命拉开了大幕。
“打倒列强，除军阀”
“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齐奋斗，齐奋斗。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
1926年的广州，人们在大街小巷都能听到这首用法国童谣《两只老虎》的曲调谱写的《国民革命歌》在传唱。据说，这首原本是黄埔军校校歌的词作者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廖乾吾。“一首歌唱出整个时代心声”，五卅运动、省港工人大罢工涛声未息，推进国民革命的民意已经热潮翻腾、势不可挡。
1926年2月，中国共产党决定趁热打铁，向全国人民明确宣布出兵北伐，推翻军阀统治的政治主张。在北京召开的中央特别会议认为，出兵北伐是要“会师武汉，与北方革命实力相联合，造成国民革命胜利的局面”。因此，中国共产党从各个方面推动国民政府作出北伐的决定。
推翻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建立独立、统一、民主的中国。这是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然而，“出师未捷身先死”，为联络北方的革命力量，孙中山抱病北上，于1925年3月病逝北京。发动北伐战争、将国民革命推向全国的宏图大业，只能由革命的后继者完成。
当时，蒋介石宣称孙中山临终前曾遗托给他，命其完成北伐大业。他在1926年4月4日公开发表的《告军校各期同学与同志书》中说：
“惟北伐未成，为总理毕生之遗憾，且以此重托于中正者，故回省以来，竭力提倡。中正以为无论何事，皆可捐弃成见，惟北伐问题，非贯彻主张，则昔日同志之牺牲，皆成无意义之举动，故不惮正色力争，期达目的。”
蒋介石信誓旦旦，力主北伐，固然有其个人目的，但此时打出北伐旗帜，确实顺应民心、顺应时代潮流。当时广东革命根据地已经巩固，工农革命新风若炙，广大国民党党员，尤其是国民党左派斗志昂扬，连国民党海外各国支部也摩拳擦掌，纷纷来电催促北伐。
1926年5月，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把北伐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21日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北伐决议案，同时任命唐生智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并开始筹建总司令部，商议推举国民革命军北伐总司令等。
北伐战争的直接打击目标是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北洋军阀在其始作俑者袁世凯去世之后，弱肉强食，混战不休，到1926年北伐战争爆发前夕，残存三股主要势力：实力最强的是奉系军阀张作霖，不仅拥有35万兵力，占据东北三省、热河、察哈尔、京津和山东等地，而且控制了北洋政府；实力有所消退的直系军阀吴佩孚约有30万兵力，控制湖南、湖北、河南等省和河北的直隶、保定一带；从直系中分化出来自成一派的孙传芳号称有20万军队，盘踞在江西、福建、浙江、安徽和江苏五省。三股势力相加兵力达80多万，而国民革命军只有8个军10万人马，敌我双方力量悬殊。为达到北伐战争的目的，必须出奇才能制胜。
苏联军事顾问加伦提出了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即首先向军阀吴佩孚部队盘踞的湖南、湖北进军，与此同时，与孙传芳谈判；然后，向湖南、江西边境和广东、福建边境暗中派出部分兵力防备，待两湖战场取胜后，迅速集中兵力攻打孙传芳；最后，几路兵力会合北上，消灭张作霖，统一全中国。
不单是军事原因，就是从政治上考量，首先攻击吴佩孚也是国民政府的必然选择。首先，吴佩孚是北洋军阀的正宗，他自己也以北洋衣钵的真正继承者自居，各省军阀都以他为“精神领袖”。只要吴不倒，北洋军阀就不死。所以，擒贼先擒王。其次，吴当时是反对革命势力的元凶，联奉讨伐国民军的主导者。此外，吴还是最主要的亲英军阀，这次北伐打击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就是英国。
当时的北洋军阀不仅人心尽丧，相互间还钩心斗角、相互倾轧，这就为北伐军利用矛盾、各个歼灭提供了机会。后来的事实表明：北方的张作霖希望借国民革命军之力打击吴佩孚，所以，两湖战场开火后，张遥作“壁上观”；孙传芳声称“保境安民”，摆出“自扫门前雪”的姿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