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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上述方针，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一部和第四军叶挺独立团等部作为先头部队，先行出兵湖南，援助正被吴佩孚部队击败而退守湘南衡阳的第八军唐生智部，北伐战争自此拉开了序幕。
叶挺（1896-1946年），广东惠阳县客家人。1918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19年在福建漳州加入建国粤军，并加入中国国民党。1920年，在黄皮径一役，击溃4倍于己的敌人，从此声名大振。1922年6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叶挺奉命守卫总统府前院，掩护宋庆龄脱险。1924年，在苏联东方大学和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信仰三民主义转而信仰共产主义。1925年回国任第四军独立团团长。次年5月，先行率部北伐，骁勇善战，获“北伐名将”的美誉，所率之团亦有“铁军”之称。后参与指挥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抗日战争中出任新四军军长，“皖南事变”中被国民党扣押，拒绝蒋介石的威逼利诱。抗战胜利后获救出狱，但在返回延安途中，不幸遭遇空难。
在国民革命军8个军中，第四军内的共产党员最多，叶挺独立团又是其中最有声望的一支部队。独立团一出师，旗开得胜，连续攻下湖南安仁、攸县等几个军事要地，协助第八军稳定了湖南战局，并打开向北进军的通道。
先行部队初战告捷，7月4-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临时全体会议，正式决定北伐。会上通过的《北伐宣言》向全国人民通告：
“中国人民一切困苦之总原因，在帝国主义者之侵略及其工具卖国军阀之暴虐，中国人民唯一的需要，在建设一人民的统一政府。而过去数年间之经验，已证明帝国主义者及卖国军阀，实为和平统一之障碍，为革命实力之仇敌；……本党为实现中国人民之唯一的需要，统一政府之建设，为巩固国民革命根据地，不能不出师以剿除卖国军阀之势力。”
7月6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在广州成立，蒋介石任总司令。
7月9日上午10点，广州市东较场旌旗蔽日，金鼓喧天。北伐誓师大会暨总司令就职典礼在此隆重举行，30万农工商学各界人士参加。看当时的盛况：
“欢声雷动，掌声震天，军乐声声声不绝，士兵服装均新制，异常整齐，新枪刺刀指挥刀、锵锵闪烁，庄严璀璨，得未曾有，鞭炮长串，燃放几小时，民众拥护政府，渴望北伐成功之热情，蒸若霞蔚，赤日凌空，挥汗成雨，而民众毫无怯态堕容，秩序整齐，礼容甚盛，为民国以来绝无仅有之盛典。”
10万国民革命军兵分三路，从广东正式出师北伐。各军军长为：一军何应钦，二军谭延闿，三军朱培德，四军李济深，五军李福林，六军程潜，七军李宗仁，八军唐生智。此外，还有由8艘军舰组成的海军和拥有3架飞机的空军。
共产党员李富春、朱克靖、廖乾吾、林伯渠分别担任二、三、四、六军的党代表。参加北伐军各级负责工作的共产党员还有陈毅、陈赓、蒋先云、张际春、包惠僧、叶挺、周士第等。
7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为了讨论党在北伐战争中的方针政策问题，在上海召开了四届中央第三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第五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号召全国民众积极推动和响应北伐，迅速扩大民众运动，巩固革命的联合战线，推翻国内军阀与打倒帝国主义。如登高而呼，中国共产党的召唤马上得到民众的响应。在中共广东区委的领导下，广东省港罢工委员会“拣选精壮三千，组成北伐运输队，担任运输事宜”；在北伐军向湖南长沙开进时，中共湖南区委发动工农群众为军队带路、送信、侦察、运输、扫雷、担架、救护等，还组织农民直接参加战斗。
在民众的配合下，北伐军士气高昂，所向披靡。7月上旬，国民革命军第四、第七和第八军联合向长沙进攻。左路第八军第二、第四师和第七军第八旅相继克娄底、谷水、潭市，向宁乡推进；右路第四军第十二师指向醴陵南，叶挺独立团进击泗汾，第十师在皇图岭策应，迫敌向浏阳退却，军事重镇醴陵成为一座空城，不战而下；中路第八军第三师、教导师、鄂军第一师连克湘乡、湘潭。7月11日，第三师首先攻下长沙，俘敌2000余人，取得了北伐战争第一个战役的胜利。
长沙的胜利振奋了革命军，加速了主力参战的进程。总司令蒋介石及其司令部于27日移驻长沙，李宗仁也于7月15日抵达衡阳。
8月12日，蒋介石主持在长沙前藩台衙门召开军事会议，研究打倒军阀统一中国的初步战略和第二期作战计划。会议最后作出集中力量打击吴佩孚，对孙传芳采取中立政策，在军事上警戒江西的决议。
当时，吴佩孚军主力正在直隶（今河北一带）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湖北兵力相对薄弱，北伐军迅速以主力直趋湖北。由唐生智兼中央军总指挥，率左纵队（第八军）和右纵队（第四、第七军）攻取岳阳、平江，直指武汉；朱培德为右翼军总指挥，率第二、第三军，独立第一师（由赣军第四师改编）和第五军第四十六团集结醴陵、攸县等地，对江西警戒，掩护中央军侧背安全；袁祖铭为左翼军总指挥，率由黔军改编的第九、第十军从湖南常德地区进取湖北沙市、荆门，相机占领宜昌、襄阳；第六军和第一军第一、第二师为总预备队。
嗣后，北伐大军相继入湘，分成左、中、右三路，向湘北吴军发动进攻。9月19日，中央军向汨罗江北岸发起攻势。右纵队第四军进攻平江，其右翼第十师从托田渡汨罗江进占肥田，左翼第十二师借其掩护，由白雨湖渡汨罗江，一部向天岳山、鲁肃山实施佯攻，一部向平江城东北攻击前进。叶挺独立团向平江城东门发起猛攻，强攻入城。与此同时，右纵队第七军第一、第二旅分别占领浯口、黄塘后，在将军坪击退顽抗之敌，迅速攻占张家牌。左纵队第八军于同日渡过汨罗江后，分别占领长乐街、黄谷市。之后，左右两个纵队乘胜追击，至8月22日连克岳阳、通城（属湖北）、羊楼司等地，开始进入湖北境内作战。
8月25日，吴佩孚率部协同张作霖军在直隶南口（今属北京）等地将国民军击败后，调兵南下，抵达汉口。他重新部署兵力，准备与国民革命军决一死战。他命令自岳阳、通城败退的残部共万余人固守湖北咸宁地区汀泗桥，随后派出一个旅又一个团的兵力增援；派陆军第八师进至贺胜桥地区设置坚固阵地；派武卫军占领纸坊，对通山、金牛方向设置阵地，为左侧防御；派鄂军第三旅及部分湘军残部在白螺矶、新堤、嘉鱼一带设右翼防线，并协同海军阻止国民革命军渡江……吴毕竟是行伍老手，他的布兵之法全面周到且有重点，汀泗桥、贺胜桥为两处天险，吴布下了10万重兵，企图以逸待劳，抵挡北伐军进攻武汉。因此，汀泗桥、贺胜桥就成为国民军北伐途中最著名的两大恶战。
8月26日上午，汀泗桥战役正式打响。北伐军在形成对敌军阵地半月形的包围之后，开始进攻，炮兵也开始向正面的敌军进行攻击，但激战一天，无所进展，两军形成胶着状态。当晚，北伐军接受三十六团团长黄琪翔的建议，全线夜袭，突破敌人高地，为总攻夺得了有利的据点数处。27清晨，北伐军全线发起进攻，独立团在当地群众引导下绕到敌人后背。前后夹击，大获全胜。
贺胜桥一战始于30日拂晓，叶挺独立团在杨林塘正面猛攻敌人主阵地，第七军向贺胜桥东侧的南桥攻击。吴佩孚部正面失利加侧背受敌，全线动摇，吴的督战队连杀数位旅团级军官，仍不能挽回败局，最后吴佩孚乘专列仓皇逃往武昌，手下军队纷纷溃退。
相继突破两道天险，武昌城已经势在必得。从8月30日晚到9月2日，各路北伐军追击吴军残部先后到达武昌城下。3日拂晓，总攻开始。
“号兵吹集合号，士兵集呼‘革命万岁’。奋勇队的编制如前。前锋部队在奋勇队后，取50米至100米距离齐头并进。前锋都携短枪、手榴弹以便爬城。”
“独立团的奋勇队潜至城脚，挂梯数具，官兵10余人相继攀登，敌人的机枪、手枪、手榴弹如雨而下，登梯官兵完全牺牲。官兵再接再厉，一营奋勇队死伤过半。”
在勇猛攻城的同时，武昌城还被北伐军全线封锁，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死城。敌人负隅顽抗到10月9日晚上，终于宣布无条件投降。到10日清晨，武昌城全部被北伐军占领。
吴佩孚已经一败涂地，北伐军立马转攻孙传芳。
10月12日，几批北伐部队陆续入赣，经过近一个月的调兵遣将，北伐各路大军云集南浔一线，向孙传芳发起猛烈进攻，11月7日攻克南昌，孙逃到南京。江西全境收复。经过修整、扩编，何应钦统领东路，进军福建战场。原来留驻粤闽边境的第一军两个师也乘势向福建发动进攻，于12月4日进占福州。又北上攻入浙江，3月18日，得杭州。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3月23日攻克南京。北方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也在苏联顾问团和共产党员刘伯坚、邓小平等的帮助下，于1926年9月17日在五原誓师，绕道甘肃东进，参加北伐。
北伐军在不到9个月的时间里，打垮了吴佩孚，消灭了孙传芳主力，进占到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部分地区，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
北伐战争的辉煌战绩离不开苏联政府的援助。苏联政府不仅给予国民革命军两年的军事训练，还给予大批武器弹药、军需物资装备。此外，大批来自苏俄的富有经验的军事顾问也功不可没，在各个重要战役、主要战场，都有他们在鼎力相助。“每个投入战斗的军各有其俄国顾问，有的师也是如此。……有的顾问实际上领导了进攻。”
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民众的支援是北伐胜利进军的重要因素之一。北伐所经之处，民众充分表现了“人民真正爱护革命军”的热情和自身的“革命性”。北伐军进入湖北之前，中共湖北党组织已做好宣传、组织上的迎接准备。汉阳兵工厂工人还举行总罢工，拒绝为吴佩孚制造枪械。在江西，民众处处与孙军为难，“只给国民革命军种种便利”。安源煤矿的工人组织向导队、运输队、破坏队等，使北伐军迅速占领萍乡。北伐军进占杭州前，中共杭州地委组织铁路工人武装赶赴前线，并发动数千民工为北伐军运输弹药武器。
共产党的政治工作也是北伐迅速取胜的一个重要原因。据不完全统计，在北伐军中担负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到1926年12月已达到1500人左右，实际上领导了北伐军的全部政治工作。政治工作的结果是使军队远离旧的军痞习气，纪律严明，英勇善战，成为一支富有战斗力的革命队伍。
风生“海上”千林暗
伴随着北伐战争的凯歌行进，古老的中国大地掀起了排山倒海、气势磅礴的工农大革命。
北伐军所到之处，推翻了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革命群众运动以前所未有的声势发展起来。
工人阶级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迅速组织起来。全国工会会员由北伐前的100万人增至200万人。湖南、湖北和江西的增速尤其迅猛。在许多地区，工人还建立了自己的武装纠察队。1927年1月，汉口、九江工人群众在李立三、刘少奇的领导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示威，同英帝国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先后收回了汉口、九江的英租界。上海工人阶级为配合北伐，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先后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3月21日的第三次起义，先是由上海市总工会发布总罢工令，参加罢工的达80多万人；接着在起义总指挥周恩来及罗亦农、赵世炎的直接领导下，向驻在上海的反动军阀展开了猛烈的进攻，经过30小时的激战，打败反动军阀的武装部队，解放了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在上海的长期统治。中国工人阶级的英勇斗争，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觉悟与革命精神，表明工人阶级能够担负起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重任。
农民运动也在大半个中国蓬勃兴起，矛头直指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以及封建宗法。到1927年6月，全国已有201个县成立了农民协会，人员发展到1000多万。特别是由于毛泽东在湖南农村进行的深入广泛的革命活动，湖南的农民运动更是高潮迭起、波澜壮阔，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在这里，普遍建立了农民协会，真正实行“一切权力归农会”，对农村的封建势力进行了一次空前的扫荡与冲击。与此同时，还组织建立了农民武装，仅梭镖队各县就达数万人，把一些地区的地主政权打得落花流水。
工农运动掀起的巨浪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缘。据不完全统计，1926年9月，中共党员人数为13281人，到1927年4月党的五大召开，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党员人数已增至57967人。像罗荣桓、徐向前、粟裕等这些后来党的领导人，都是在这段时间入党的。
然而，工农运动的波翻浪涌和共产党的迅速强大，引发了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内隐伏的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