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外饮食的广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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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宫廷饮食文化繁荣的另一个主要因素是,能广泛地借鉴和吸取国外饮食文化的精华,同时也把先进的中国饮食文化传播到其它国家和地区。
唐代宫廷外来饮食最多的是胡食(主要是西域的饮食)。胡食自汉魏以来就已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至唐最盛,宫中充满胡食,正如《新唐书·舆服志》所说:“贵人御馔,尽供胡食”。
唐时宫廷中胡食品种很多,主要有{(左)麦(右)咅}{(左)麦(右)主}、饆{(左)饣(右)罗}、胡饼、烧饼等。{(左)麦(右)咅}{(左)麦(右)主}是用油煎的面饼,慧琳《一切经音义》中说:“此饼本是胡食,中国效之,微有改变,所以近代亦有此名。诸儒随意改字,元无正体。”饆{(左)饣(右)罗}一词原自波斯语pilaw,印度语作pilau,现在新疆还名为puluo。它流行西域、印度等穆斯林国家,是一种用稻米拌以酥油,加上肉或鱼虾、蔬果、作料,色香味俱全的饭食。由于它是用指捻而食之,所以又称之为抓饭,当时京城长安有许多出售饆{(左)饣(右)罗}的食店。胡饼即芝麻烧饼,中间着以肉馅。唐代卖胡饼的店摊十分普遍。《资治通鉴·玄宗记》称:“至德元载,安史之乱,玄宗西幸,至咸阳集贤宫,无可果腹,日向中上犹未食,杨国忠自市胡饼以献。”长安的胡饼闻名全国,白居易在《寄胡饼与杨万州》一诗云:
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
寄于饥馋杨大使,尝看得似辅兴无。
对长安的胡饼作了生动具体的描述。
西域的名酒及其制作方法也在唐代传入中国。唐初统一高昌以后,将高昌的马乳葡萄及其酿酒法引入长安。唐太宗亲自监制,酿出八种色泽的葡萄酒,“芳辛酷烈,味兼缇盎,既颁赐群臣,京师始识其味”(《册府元龟》卷九七〇),并由此在宫中流行开来。后又从波斯传入三勒浆酒和龙膏酒,俱成为唐代的名酿。当时长安,胡人开的酒店也多,并伴有胡姬相陪,达官贵人常入这些酒店,唐诗中有不少诗篇提到这些酒店和胡姬。
在胡食传入唐的同时,大唐的茶叶、饺子、麻花等各色美点也传入西域。吐鲁蕃唐墓中出土的唐式点心和饺子,说明饮食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东西方各族人民都有互相联系、互相交换并互相借鉴的要求,进而推动本民族饮食文化的发展。
唐与吐蕃亦有密切的饮食文化交流,当时吐蕃饮食状况是“凝{(左)麦(右)少}为碗,实羹酪并食之,手捧酒浆以饮”(《新唐书·吐蕃传》)。公元641年和710年,唐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先后和亲入藏,从唐朝宫中给吐蕃人带去了大量的食物、饮料,传入了唐皇室的烹调技术。现在我们可以从藏语中准确无误地找到由汉语而来的各类名称,如豆腐、白菜、菠菜、韭菜、罗卜、酱油、醋、葱等等。特别是唐代茶叶传入吐蕃后,他们更是无人不饮,无时不饮,茶成为吐蕃人饮食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李肇《国史补》云:“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以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左)氵(右)邕}湖者’。”可见吐蕃宫中储有内地各种名茶。唐对吐蕃饮食文化的传播,促进了吐蕃饮食文明和进步。
唐代宫廷的饮食文化还广泛地向海外传播,受益最多的则是日本。唐时,日本宫廷的饮食制度都效学唐制,宴席改为汉法烹调。长安和扬州的许多菜点相继传入日本,如环饼、粽子等,日本称之为唐果子。豆腐、芝麻烧饼、蔗糖及各种素菜的制作也随着鉴真东渡传往日本,现在日本豆腐业还把鉴真奉为祖师。
同时,中国的饮食习俗也在日本时兴起来。如元旦的屠苏酒、五月五日的菖蒲酒、九月九日的菊花酒等等。日本的饮茶文化更与我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茶”字中、日同音。中国茶叶在隋朝传入日本,到唐代,日本高僧最澄在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年)到浙江天台山学佛教,受到唐朝廷的欢迎,第二年回国时携带了一些茶籽试种在比睿山麓的近江湖畔,相传现在的池上茶园就是最澄大师所种。公元九世纪初,日本嵯峨天皇还仿效唐宫廷在宫廷内专门设立了制茶所,掌管茶叶生产,并广泛地推行了中国式的制茶、饮茶方法。日本人民具有勤劳好学,又善于创新的民族特点,在唐文化的影响下,日本饮茶文化的发展为后来风行的茶道奠定了基础。
唐代宫廷饮食文化之所以声名远扬,不仅是出自于精湛的烹饪技艺,而且还源于那些远销海外的名目众多的锅灶釜镬及各种饮食具。许多国家的商人由贩运唐式饮食器具而发财致富。在这些饮食器具中以瓷制品最多,成批的瓷制饮食器具外销是和中国航船通行非、欧等地几乎是同时的。现在我们可以从日本、朝鲜、印度、伊朗、埃及、意大利等数十国中都可以发现唐代的饮食器具,晶润艳丽的瓷器在各国饮食上的应用,促使各国人们增加了对中国饮馔的品尝要求,也为中国饮食文化的传播作了最具吸引力的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