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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教育史中，延续千年的书院教育是其最具特色、最有成就的组成部分之一。在书院的形成、发展、演变的千年历史过程中，长江流域一直是全国的重心，引领着这种新型教育体制的建设潮流。而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长江流域书院与长江文化之间有着深刻的互动关系，从而使这个地域的书院及文化均得到蓬勃的发展。
一、 长江流域书院的历史发展概况
书院的兴起繁荣，成为唐、宋以后教育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同时，书院发展体现出这样的特征，那就是区域性分布不平衡。具体来说，一改中国古代历史以黄河流域为文化教育重心的现象，长江流域成为书院兴旺发达的丰厚文化土壤。无论是考察书院的源起，审视其发展的数量、规模和办学的成绩，长江流域的书院均远远高于其他地域。
这里，我们拟对长江流域书院群崛起的现象作一个粗略的勾画，以从整体上鸟瞰这一独特的文化发展景观，并对这一文化教育现象作一个初步的解释。
书院作为古代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组织，是在唐、宋时奠基的。从书院的萌芽，到书院的形成和最终定型，其过程主要发生于长江流域一带。
书院作为古代一种民间的文化教育组织，最初萌芽于唐中叶至五代之时。尽管这批早期书院的性质、办学规模以及具体的制度、教学活动等尚有许多不太清楚的地方；但从这些最早称名“书院”，包括它们的读书、讲学、论文、藏书、著书等与“书”有关的文化教育活动来看，毫无疑问它们是中国书院的早期形态，并且初步具备了完整书院形态的一些特点。
书院与长江流域有着不解之缘，这在书院萌芽时就已体现出来。唐中叶以后，中华大地就开始星星点点地有一些书院萌芽，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最初萌芽的书院绝大部分都分布在长江流域一带。据我们从全国的地方志中搜集的唐五代时期萌芽、称名的书院中，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的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四川等省。
除了上述省区，另加上历史上作为文化重镇的陕西、河南有几所书院的记载外，其他省区的地方志均不见有此类早期书院的记载。可见，在书院的萌芽方面，长江流域和向来是文化重镇的黄河流域形成了一个极其鲜明的对比，充分反映出长江流域在书院萌芽期的重要性。
同时，在长江流域的一些早期书院中，还有一些明确的讲学活动的文献记载。如江西高安的桂岩书院，系唐代贞元九年(793年)进士幸南容（746—819）为鼓励本族子弟读书求仕而创。据其后裔幸元龙所作的《桂岩书院记》云，幸南容“昔尝卜此山，开馆授业”（江西通志，卷八一.光绪七年.）。这种聚徒授业的教学活动，实开辟了一种新的教学组织形式。再如，江西德安的东佳书院，系唐代义门陈衮所创，该书院“聚书千卷，以资学者，子弟弱冠悉令就学”（江西通志，卷八二.光绪七年.）。此外，像江西吉州的皇寮书院、福建漳州的松洲书院、湖南衡山的邺侯书院和石鼓书院等，史志上大都有读书讲学的记载。
书院制度的形成是在北宋。宋初官学不兴，书院在全国各地逐渐兴起，不再像唐五代时期那样，主要是个人读书之所，只是兼有一些聚徒讲学的教育活动。北宋时期的书院基本上是一种依靠民间力量兴办起来的正规学校。这里既有专门主持教学、管理行政的山长，也有规制化的讲堂、斋舍、祠庙、书楼，同时还有一定规模的藏书等。这样一种正规、完备的教育组织，虽主要是依靠民间力量创办起来的，但同时也得到朝廷、官府的表彰、支持，故而很快就风行全国。
在北宋时期这股兴办书院的热潮中，长江流域又走在全国的前列，成为书院初兴的发祥地。北宋时期创立书院最多的省份主要是江西、湖南、浙江、江苏、湖北、福建、四川、安徽等长江流域的省区。可见，唐五代出现书院萌芽较多的省区，到了北宋时期仍是书院发达的地域。相反，向来是人文文化发达的黄河流域，在北宋时期兴办书院的热潮中，虽也有不错的表现，但是比起长江流域来说，则逊色不少。如河南虽然是北宋时期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教育中心，但是该时期河南所创办的书院也只有10所，这和长江流域的许多省区差距明显，如江西有39所，浙江有32所，湖南有12所，福建有12所。至于黄河流域的其他省区创办的书院则更少，如河北3所，山西4所，山东7所。可见，如果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书院数量作一粗略的比较，就可以发现，两者在北宋时期兴办书院的热潮中完全处于不同的地位。
与此同时，北宋时期所创办的著名书院，也大多集中在长江流域一带。如湖南就有岳麓书院、石鼓书院，其办学规模大，影响甚显。岳麓书院山长周式，因此还受到北宋真宗赵恒的召见，并得到赐书、赐额的待遇。石鼓书院因办学影响大亦受到朝廷赐额。故而，湖南的岳麓、石鼓两书院均被列入宋初四大书院。江西的著名书院亦很多，如白鹿洞书院就受到朝廷赐九经的待遇，亦是宋初四大书院之一。另外，江西还有许多著名的书院，包括南丰的华林书院、安义的雷塘书院、南城的盱江书院等。有人将江西的华林书院、东佳书堂、雷塘书院称为江西的三所名院。其中华林书院在宋初影响最大，四方游学之士甚众，不仅受到朝廷的赞扬，还赢得许多名人学士的题诗，对书院赞誉有加。此外，像江苏的茅山书院、浙江的稽山书院，均是北宋时期的著名书院。当然，北宋时期黄河流域也产生了一些著名的书院，如山东有泰山书院、徂徕书院。它们或因办学规模大或因名人主持，而名列宋初四大书院或著名书院。但是与长江流域的著名书院相比，其兴办的规模和影响仍为逊色。
到了南宋，由于政治、军事形势的急剧变化，中原地区几乎全部被金兵占领，作为民间新兴的书院教育遭到了严重的摧残，除个别地方外，中原地区再也难觅书院的弦歌之声。相反，江南地区的书院建设则推向了一个新的**。长江流域各地纷纷创办书院，在数量、规模上均超过北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南宋时期江南书院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书院教育与理学思潮的一体化。也就是说，这段时期积极创办、主持书院者主要是活跃于当时学术思想界的理学家们。他们往往在书院中标榜自己独立的办学宗旨，发表自己对儒家经典的诠释，利用书院展开学术研究。同时，在关于书院管理制度、办学特色方面也都出现了一些新的风貌。应该说，到南宋时，书院教育制度才真正定型，并影响以后达数百年之久。
当然，南宋时期书院教育所取得的成就，主要是在长江流域中。我们可以从“南宋四大书院”来理解这一问题。“宋初四大书院”通常是指北宋的四所著名书院。这四所著名书院或者是指长江流域的岳麓、白鹿洞、石鼓三所，黄河流域的嵩阳一所；或者是指长江流域两所(无石鼓)，黄河流域两所(增睢阳)。可见，作为京师之地的河南在兴建书院时尚有一定地位。但到了南宋时期，所谓“南宋四大书院”则均在长江流域，清学者全祖望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