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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书院与理学
宋代学术史发展出现了一个特别的现象，就是书院和理学的结合。书院萌芽于唐，发展于北宋，到了南宋，就成为理学的主要学术基地。两宋时期的理学家们普遍地创建书院讲学，书院既是理学家们培养人才的教育基地，又是他们从事理学研究的学术基地，从而推动了宋代理学史的发展。
本文专门论述宋代书院与理学的关系，以了解理学家们是如何将其学术思想渗透到书院教育中去的，理学学术思想又是如何通过书院而获得进一步发展的。
一、 书院的起源与初兴
唐代是中国书院的萌芽时期，不仅书院的名称起源于唐代，作为教育组织的书院也起源于唐代。
中国古代历来重视书籍的整理和校勘，历代中央政府都有一个收藏、校勘图书的地方，如汉代的东观、兰台、石室、仁寿阁，隋代的嘉则殿。到了唐玄宗时期，则把这种校书、藏书的地方称为“书院”。
唐开元六年(718年)，最早出现了“书院”的名称。据《新唐书·百官志》“集贤殿书院”注：开元“六年，乾元院更号丽正修书院，置使及检校官，改修书官为丽正殿直学士”，“十一年，置丽正院修书学士；光顺门外，亦置书院。十二年，东都明福门外亦置丽正书院”。这里所说的“丽正修书院”或“丽正书院”，是最早以“书院”命名的机构。唐开元十三年(725年)，“丽正修书院”改名为“集贤殿书院”，其职能除了收藏、校刊经籍外，还负责举荐贤才、提供咨询等事务。可见，这所书院并非为一种教育机构的书院，正如清代学者袁枚所说：“书院之名，起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也。”随园随笔，卷九.丽正书院、集贤书院只是“书院”名称之始，而并不是作为教育机构的书院之始。
自唐玄宗时期建立丽正修书院和集贤殿书院之后，民间一些读书人借用这个名称自办书院，以作为自己个人读书治学、传授生徒的场所，从而产生了最早的作为教育机构的书院。史志上明确记载一些在唐代就有讲学活动的书院，如江西高安的桂岩书院，由幸氏家族建于唐元和九年(814年)。据南宋幸元龙《桂岩书院记》载：唐幸南容尝卜此山，开馆授业。再如江西德安东佳书堂，《南唐书》、《宋史》等史籍对东佳书堂在唐代办学均有记载。这所书院最初名“书堂”，后来才改为“书院”。此外还有几种书院，均是史志上明确记载在唐代就有讲学活动的书院。尽管这些书院在当时影响并不很大，但它们确是书院教育的起源，这些书院既有藏书，又有教学，已经完全具备了作为教育机构的书院的一般特点。
到了北宋，书院才开始得到蓬勃发展，这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的客观需要是分不开的。北宋时期各地竞相建置书院，致使作为教育机构的书院产生，其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出现了一批私人创办的全国著名的书院。
唐末五代长期战乱，社会动荡不安，赵宋建立了统一的国家以后，人民生活安定，社会生产发展。这时，士子们开始产生了读书的要求。但是，由于宋初统治者只重视科举取士，而不重视兴办学校，加之当时政治、经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宋初的地方官学没有任何发展。因此，唐五代时期刚刚萌芽的书院，在宋初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书院兴起成为社会的一种迫切需要，许多学者、教育家和重视文教的地方官员开始创办书院讲学，要求读书进学的士子纷纷步入书院接受教育。官学不兴的局面，使书院意外地得到了发展。私人创办书院讲学的活动兴起以后，很快受到官方的表彰。宋初皇帝通过赐额、赐书、赐学田等方式，倡导、支持书院办学，进一步促进了书院的蓬勃发展。
北宋创建的著名书院有许多所，现将几所著名书院作一介绍，由此以窥北宋书院发展的全貌。
白鹿洞书院，在江西庐山五老峰下。唐贞元(785—805)中李渤与其兄李涉在庐山读书，并养一白鹿自随。南唐升元(937—942)中就白鹿洞建学馆，由国子监九经教授李善道掌教。这实际上是当时的官办学府，被称为“庐山国学”和“白鹿国庠”。北宋初年，江州地方人士开始在白鹿洞建书院（或书堂、学馆）。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因来学者日多，江州知州周述向朝廷请得国子监印本九经，以供士子学习。咸平五年(1002年)，宋真宗命有司修缮白鹿洞，塑孔子及十弟子像。皇祐五年(1053年)，孙琛就白鹿洞故址建学馆十余间，以教四方学者，知南康军郭祥正作《白鹿洞书堂记》。
岳麓书院，在湖南长沙岳麓山下。唐末五代时有僧人智璇在此建屋聚书，召集士子求学。宋开宝九年(976年)，潭州太守朱洞在旧基上建讲堂斋舍，聚集生徒。咸平二年(999年)州太守李允则扩建，国子监颁给诸经书义疏和释文。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宋真宗召见山长周式，赐岳麓书院匾额，增赐内府书籍，岳麓书院因此名闻天下。
应天府（睢阳）书院，在河南商丘。宋初为名儒戚同文旧居。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应天府民曹诚在戚旧居上建学舍150间，聚书1500余卷，招收生徒讲习。真宗赐额“应天府书院”。景祐二年（1035年）改为应天府府学，正式被改造为地方官学。
嵩阳书院，在河南登封太室山麓，为五代后周时建。至道二年(996年)朝廷赐“太室书院”匾额，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赐“九经”藏于书院。景祐二年重修，更名“嵩阳书院”。
石鼓书院，在湖南衡阳石鼓山回雁峰下。唐元和(806—820)中李宽在此读书。宋至道三年(997年)李士真向郡守申请，在李宽读书处建书院。景祐二年，根据集贤校理刘沅的申请，宋仁宗赐给石鼓书院匾额和学田。
茅山书院，在浙江江宁三茅山后。宋仁宗时处士侯遗隐居茅山，建置书院，教授生徒。天圣二年(1024年)王随任江宁知府，奏请于三茅齐粮庄田内拨田三顷，供书院赡用。
华林书院，在江西奉新华山上。在五代、宋初之时，胡珰、胡仲尧创办了这所家族式书院。胡氏家族数代在此讲经史、诵诗书、习礼仪。徐铉作《华林胡氏书院记》称：“筑室百区，聚书五千卷，子弟及远方之士，肄学者常百数十人，岁时讨论，讲席无绝。”华林书院的教学受到朝廷重视，曾两次得到宋太宗诏书旌表，宋真宗亲自作诗赞扬。
北宋创建的书院达数十所之多，遍布全国各地，故而形成了历史上所谓的“四大书院”。学术界历来就有关于“四大书院”的不同说法，南宋学者范成大认为“天下四书院”是徂徕、金山、石鼓、岳麓四书院；吕祖谦则提出嵩阳、岳麓、睢阳、白鹿洞为四大书院；王应麟《玉海》从吕祖谦说，马端临《文献通考·学校考》又以白鹿洞、石鼓、应天府、岳麓为“天下四书院”。这还只是宋代学者关于“四大书院”的不同说法，如果把明、清学者的不同意见列进来，就更多了。但是，在这种种不同的说法中，吕祖谦所提出的四大书院得到了最多的响应。因而，人们一般都把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睢阳书院（即应天府书院）列为“四大书院”。
在宋初官学不兴的情况下，书院在发展教育、培养人才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历史作用，故而形成了一种初兴的局面。
书院的出现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中国私学发展的产物。中国私学前后经过了一千多年的发展演变。春秋时期，孔子于庠序之外自招生徒，传授学业，开始了私人讲学活动。这种私学形式对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历史局面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先秦的私学是一种不很正规的教育机构，它没有专门的教育设施、管理制度，也没有固定的教学日程和教学内容。到了东汉，传统私学有了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名为“精舍”的私学组织。据史料记载：
淑（指刘淑）少学明五经，遂隐居，立精舍讲授，诸生常数百人。州郡礼请，王府连辟，并不就。（后汉书，卷六十七.党锢列传：57.刘淑传.）
（檀敷）少为诸生，家贫而志清，不受乡里施惠。举孝廉，连辟公府，皆不就。立精舍教授，远方至者常数百人。（后汉书，卷六十七.党锢列传：57.檀敷传.）
与先秦的私家讲学相比，精舍毕竟是一种专门的教育机构。他们或是在自己家中，或是在其治学读书之处，设置了一个固定的教学场所。但是，精舍在组织管理、教学授课方面仍不够正规和完善。
两宋时期书院兴起，标志着中国私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制度化的阶段。书院作为一种制度化的高级形态私学，主要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第一，书院作为一种独立的教育机构，有了专门的教育设施。岳麓书院初创时，即有“讲堂五间，斋序五十二间”王应麟.玉海，卷一百六十七.宫室，院上.。可见，书院不同于那种没有专门教学设施的传统私学，它已经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发展，并为传统私学的个别讲学发展为书院的集体讲学创造了条件。
第二，书院形成了包括讲学、藏书、祭祀三个组成部分的基本规制，它们浑然构成一个整体，使书院得以完成其文化—教育的功能。这种独具特色的规制能够形成，说明书院制度的完善。书院规制不仅在不太正规的传统私学里没有，就是比较正规的官学也不一定具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