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宋代书院与理学 (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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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书院设置了负责教学、行政管理的职务、职事。其中有总领全院教学、行政事务的山长，教学方面的职事还有堂长、讲书、讲书执事、司录等。这体现了书院的管理方面的制度化。

第四，书院有了专门的经费。这些经费或由地方政府拨给，或由私人损赠等，从而能保证教学、学术研究、藏书、祭祀等活动的顺利开展。

书院制度化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除了上述几个方面外，随着书院的发展，书院的制度化有了更多方面的体现。譬如，制订了关于书院培养目标、为学基本要求及日常生活准则的学规，拟定了书院授课读书的课程，另外在祭祀活动、图书管理、经费安排等方面均有较严格细致的制度。因此，应该说，书院是中国私学发展到高级阶段的结果，是一种制度化、正规化的私学。

二、 宋代书院与理学的结合

传统私学的繁荣总是因为它和一种新兴的学术思潮联系在一起，如先秦私学是与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联系在一起的，汉代精舍又是与经学思潮联系在一起的。书院是中国私学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它应该而且必然会与一种新兴的学术思潮结合起来，这样，才会有独立的存在价值和蓬勃的生命力。事实上，这种新兴的学术思潮已经形成，它就是理学。

宋代学术史上存在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就是书院与理学几乎同步发展。书院是唐五代起发源、北宋初兴、南宋发达，而理学也是唐代出现萌芽、北宋奠基、南宋走向繁荣，而且，整个宋代理学的发展过程，几乎都是和书院教育联系在一起的。

北宋初年，出现了理学先趋的“宋初三先生”，他们是胡瑗、孙复、石介。黄宗羲评价他们说：“宋兴八十年，安定胡先生、泰山孙先生、徂徕石先生始以师道明正学，继而濂洛兴矣。故本朝理学虽至伊洛而精，实自三先生始。”（宋元学案，卷二.泰山学案.）此“三先生”均与书院有重要的联系。石介在泰山创建书院讲学，并撰有《泰山书院记》，标明振兴儒学的办学宗旨。景祐二年（1035年），孙复应石介之请，到泰山书院讲学。另外，孙复还曾在睢阳书院任学职。胡瑗虽没有创办书院，但他所创立的“苏湖教法”对书院影响很大。

理学的开山祖师周敦颐在理学史上的杰出贡献，就是著有《太极图说》、《通书》等，力图为儒学完成“寻源探本”的任务。周敦颐还创办书堂讲学，他晚年隐居庐山北麓，建有濂溪书堂，读书、讲学均在其中，直到逝世。程颢、程颐兄弟曾从学周敦颐，他们发明“天理”，奠定了理学的思想体系。元丰五年（1082年)程颐居洛阳讲学时，曾于洛阳城南四十里处建伊皋书院。这所书院就成为他传播理学的基地。可见，周、程不仅是理学史的重要奠基者，也是实现理学与书院结合的重要开创者。

北宋理学家办书院讲学，尚不十分普遍流行，到了南宋，理学与书院的结合又有了新的发展。这段时期内几乎所有的理学家都在创办、主持书院的教学，许多理学学术活动都在书院举行，大量理学学派也是在书院形成。南宋时期也出现了一些著名的书院，但这些书院的闻名与朝廷赐额等恩遇无关，而完全在于它们成为那些著名的理学家、理学学派的学术基地。这时，理学思潮和书院教育形成了一种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书院成为南宋理学蓬勃发展的大本营。早在南宋初年，将二程洛学南传的两个重要学派——闽学、湖湘学，即和书院教育建立了十分密切的联系。程门大弟子、开启湖湘学派的杨时，即在常州建有毗陵书院，在无锡建有昆陵书院、东林书院。另外，开启湖湘学派的胡安国、胡宏父子，也在湖南湘潭创碧泉书院、在衡山创文定书堂讲学。胡宏在《碧泉书院上梁文》中称：“伏愿上梁以后，远邦朋至，近地风从。袭稷下以纷芳，继杏坛而跄济。”（胡宏集.中华书局，2009：202.）南宋乾道、淳熙年间，是理学发展、繁荣时期，史称“乾淳之盛”。这时，各派理学家也都在创办或主持书院讲学，使书院成为理学学派基地。如乾道初年，张栻主持、兴复了长沙的岳麓书院、城南书院。乾道、淳熙之时，朱熹在福建建阳建有寒泉精舍、竹林精舍（后改名沧州精舍），在武夷山建有武夷精舍，又于江西庐山恢复白鹿洞书院。吕祖谦则在浙江金华明招山创建、主持丽泽书院，四方之士争而趋之。另一位重要的理学家陆九渊则在江西金溪创建槐堂书屋，在贵溪创建象山精舍，主持书院讲学，从学者甚众。这些著名的理学家均分别以书院为基地而形成了自己的学派，使得书院和理学均得以蓬勃发展。南宋庆元年间，理学家在“庆元党禁”中受到沉重打击，纷纷被罢官、流放，这样也抑制了书院的发展。直到宋宁宗嘉定元年(1208年)以后，尤其是宋理宗之后，理学才逐步受到官方的支持，理学家的社会地位才日益提高。此同时，书院也得到了蓬勃发展，在数量上，出现了宋代书院发展的最高峰。据统计，南宋理宗时期建置书院的数目，占整个宋代书院建置数目的2/3以上。可见，理学蓬勃发展，对书院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理学家们为什么这样积极热忱地创建书院？理学和书院教育相结合的原因是什么呢？这既和发展文教的需要有关，又和发展学术的需要有关，现分而叙之。

首先，我们来论述一下教育方面的原因。

由于理学家们发现了官学的废弃和**，遂立志通过创办书院而实现教育改革的宏愿，这是理学家们重视书院教育，将书院和理学结合起来的首要原因。

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金军入侵，宋室南渡。在这种山河破碎、四处流亡的政治背景中，文教事业自然陷入停滞、废弃的状态。宋高宗在最初的流亡生活中，总是以“军食未暇，国家削弱”为由而不兴太学。直到绍兴和议之后，才增修临安府学为太学。以后，各地方的州学、县学也相继恢复和建立。但是，这一切都徒具形式而已，朝廷及地方官吏大多无心兴学，加之灾荒频起、财政困难、政治**、教授缺乏，官学教育有名无实，处于一种废弃状态之中。这正如当时的兵部侍郎虞俦在上书中所说的：

窃怪夫近来州郡之学，往往多就废坏。士子游学，非图啜哺以给朝夕，则假衣冠以诳流俗。而乡里之自好者，过其门而不入。为教授者，则自以为冷官，而不事事。自一郡观之，若未甚害也。举天下皆然，则实关事体也。（续文献通考，卷五十.）

虞俦所揭露的是州郡之学的废弃状态，其实，即使是中央的太学，又何尝不是如此！这样一种状况，不能不使关心文教事业的理学家忧心如焚。

官学不仅徒有虚名，而且完全成为科举的附庸。掌教者以科举之文而教，从学者为科举荣升而学。在民族危亡、国家不振、人民受难的当时，学校教育不能申明大义、培养人才，而沉溺于科举之学，足见其问题严重。这一点，朱熹作了严肃的批评：

所谓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而掌其教事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而尝得隽于场屋者耳。士之志于义理者，既无所求于学，其奔趋辐凑而来者，不过为解额之滥，舍选之私而已。师生相视漠然如行路之人，间相与言，亦未尝闻之以德行道艺之实。而月书季考者，又只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无耻之心，殊非国家之所以立学教人之本意也。（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九.学校贡举私议.）

理学兴起的主要宗旨是复兴儒学传统，重振儒家纲常伦理，并按照儒家的道德理想去培养人才、改造社会。太学的现状显然不利于理学的学术宗旨和教育宗旨的实现，朱熹对太学**的揭露，比较典型地反映了理学家对南宋官学的批判态度。本来“立学教人”一直是理学家的重要使命，而南宋官学废弃、**，显然已无法承担这一使命，所以，理学家们要在官学之外别创书院，从而实现自己恢复儒家教育传统的理想。他们在创办书院讲学时都明确表示，由于官学的废弃和**，势必难以承担复兴先秦儒家的教育传统和道德理想，而书院教育正是为了实现这一理想。南宋初期曾创办书院讲学的理学家胡宏说：“今之儒者，移学文艺干仕进之心，以收其放心而美其身，则又何古人之不可及哉？父兄以学文艺令其子弟朋友以仕进相招，往而不返，则心始荒而不治，万物之成，咸不逮古先矣。”（胡宏集.中华书局，2009：17.）他创建碧泉书院讲学，并声称是为了革除官学教育“干禄仕”、“鬻词章”的弊端，“庶几伊洛之业可振于无穷，洙泗之风一回于万古”（胡宏集.中华书局，2009:202.，）即振兴二程的理学教育事业，恢复孔孟的儒家教育传统。其他理学家如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在创办书院教育时，也都明确表示了相同的理想。这正如理学家袁燮所说：“古者学校既设，复有泽宫。今长沙之岳麓、衡之石鼓、武夷之精舍、星渚之白鹿，群居丽泽，服膺古训，皆足以佐学校之不及……”“儒者相与讲习，有志于斯，以养其心，立其身，而宏大其器业，斯馆（指东湖书院）之作，固有望于斯也，岂非急务哉！”（袁燮.絮斋集，卷十.东湖书院记.）

总之，南宋诸儒家学者热心创办书院讲学，正是为了“佐学校之不及”，即在官学**之时，建立一个能够恢复儒家教育传统、培养“传道济民”人才的教育基地，以改革教育，这是南宋理学家重视书院教育的原因之一。

其次，我们再来论述一下理学学术方面的原因。

理学家需要一个研究和传播理学的学术基地，独立于官学之外的书院满足了这种需要，从而促进了理学思潮和书院教育的结合。

中国古代学术思潮的兴起，往往是和教育组织、教学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如先秦诸子和私学组织、两汉经学和精舍组织、魏晋玄学与清谈讲学、隋唐佛学与寺庙讲经等。学术思潮必须依赖于教育组织、教学活动才能得以深入的研究和传播，甚至借助于教育组织形成学派基地。理学思潮的蓬勃发展，同样也是如此。

理学家如此重视书院教育，和他们要振兴理学学术是分不开的。这一点，理学家们在创建书院时都有明确表示，他们声称：

甫（袁甫）窃叹世降俗敝，学失师传。梏章句者自谓质实，溺空虚者自诡高明，二者交病而道愈晦。书院之建，为明道也。（袁甫.蒙斋集，卷十三.象山书院记.）

……祀事毕，瞬榦（即黄榦）讲明先师教人之意。愚不肖何足以当此重。念废学日久，政有望于讲学之益。故敢僭言之。窃谓先师之道，本诸无极二五流行发育之妙，具诸天理人心。常行日用之间，存之则为圣为贤，去之则为下愚为不肖。……适我先师剖晰毫厘，穷极幽渺，推时演绎，炳如日星，为学者虑，至深切也。（勉斋集，卷一.竹林精舍祠堂.）

这些理学家创立书院讲学，都声称是为了“明道”，而这个“道”，正是理学的根本学术宗旨。他们反对汉唐儒家学者拘泥于对儒家经典的笺注训诂，而不讲究道德义理、修养心性，即不能“明道”。理学的学术宗旨则是要将儒家伦理上升为形而上的宇宙本体，并以此作为儒家的“道统”。他们明确提出：“书院之建，为明道也。”使书院成为理学家们振兴道学、讲明道学的基地。由此可见，南宋理学家们纷纷创建、主持书院，是因为他们需要一个研究和传播理学的学术基地，这种学术思想发展的需要，也是南宋理学和书院教育得以结合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