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濂溪书院与湖湘文化
地域文化的建构往往要借助于历史记忆。宋、元、明、清以来湖湘学人在追述湖湘文化的历史与传统时，均认同周敦颐作为湖湘文化奠基者的地位。其实，这种对周敦颐的历史记忆，是与对周敦颐的文化诠释联系在一起的，最终是为了湖湘文化的建构。
历史上，湖南学人（或者是寓居湖南的士大夫）通过濂溪书院，强化对周敦颐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诠释，最终也是为了湖湘文化的建构。
一、 湖湘学人对周敦颐的历史记忆
周敦颐，北宋天禧元年（1017年）生于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因故乡有溪名“濂溪”，晚年于庐山建书堂名“濂溪”，学者称其为濂溪先生。与传统的士大夫一样，周敦颐一边做官（曾担任过并不太重要的县令、通判、知州、提点刑狱等），一边做学问，曾著有《通书》、《太极图说》。与他后来崇高的学术地位相比，其在世时的学术思想影响不大。但是，从中国学术史、文化史的角度来看，他有两点贡献是十分重要的：其一，他的学术思想涉及宋学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如何在名教中安身立命？他的《太极图说》、《通书》对这个问题作出了极有开拓意义的回答；其二，周敦颐传学于“慨然有求道之志”的程颢、程颐两兄弟，而二程后来又成为宋代理学的奠基人。周敦颐为中国学术史、文化史所作出的上述两点重要贡献，给后人的历史记忆、文化诠释留下了巨大的空间，有待于后人的不断理解、认知与开拓。周敦颐后来成为理学的开山之祖，与这两个重大学术文化的贡献有关。
但是，对两点贡献的理解和认识，则是后来的事情，特别是与南宋湖湘学人对周敦颐的推崇有密切关联。周敦颐作为一个湖南人，以及后来在湖南做官、讲学所产生的影响，使得湖湘学人对周敦颐的历史记忆、文化诠释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据周敦颐的年谱、家谱记载，濂溪先生的十二世祖就已迁入湖南定居，是一个地道的湖南人。周敦颐晚年定居庐山，仍以故乡的“濂溪”命名书堂，可见其对故乡的感情之深。同时，他最初做州、县地方官时，在湖南任职的经历较多，包括担任郴县县令、桂阳县令、永州通判、邵州知州等。他在湖南做官时不仅留下了很好的政声、名望，尤其是他作为一个宋朝“循吏”对儒学传播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如他在任郴县县令时“首修学校以教人”，作《修学记》；任邵州知州时迁建州学作《邵州迁学释菜文》，等等。所以说，周敦颐作为一个出生于湖南、又在湖南留下诸多影响的重要文化人，为后来湖湘人的历史记忆、文化诠释创造了条件。
周敦颐逝世时，并没有在当时引起特别的关注，甚至当时政界、学界的重要人物中，没有人论及此事。现在我们所知道的，仅仅是周敦颐的生前好友潘兴嗣撰有《周敦颐墓志铭》，其妹夫蒲宗孟撰有《周敦颐墓碣铭》。他的著作最初也仅由其家族收藏，据潘兴嗣记载，周子“作《太极图》、《易说》、《易通》数十篇，《诗》十卷，今藏于家”（潘兴嗣.周敦颐墓志铭.周敦颐集，附录一.北京：中华书局，1990：90.）在这种状况下，他很可能会被历史遗忘，更不可能拥有他后来的崇高声望、煊赫地位。
周敦颐逝世后不久的一段时期内，他似乎处于一种被遗忘的状态中。但是，几十年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从南宋初年开始，对周敦颐的历史记忆开始被唤醒。这时，已经有学者在搜集、整理他留下的学术著作，并开始继续讨论他著作中探讨的问题，修建纪念他的祠堂，创办“濂溪”、“爱莲”等与周敦颐有关命名的书院。而推动人们强化对周敦颐历史记忆的文人学者，恰恰是湖湘学人。正是由于湖湘学者强化了周敦颐的历史地位，因而有关周敦颐的历史记忆就有了湖湘文化建构的特别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