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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周敦颐道学地位的最终确立，还与另一位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有密切关系。朱熹与张栻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些重大的学术理念上十分一致，他们在对周敦颐的理解、评价上是相互影响的。但考虑到胡宏、张栻等湖湘学人对周敦颐的推崇的历史传承和地域文化的关联，我们认为张栻在这个问题上影响更早、更值得关注。总之，在两代湖湘学人的不懈努力下，加上朱熹在重新诠释濂溪之学方面的重大贡献，使濂溪之学的道学地位最终完全确立。到了宋理宗时代，理学在思想文化界的主导地位被确立后，周敦颐的道学地位也得到了完全的肯定。南宋嘉定十三年（1220年），朝廷赐周敦颐谥号“元公”，淳祐元年（1241年）朝廷又封号“汝南伯”，并从祀孔庙。
二、 濂溪书院的文化记忆
从此之后，对周敦颐的历史记忆得到空前强化：他的著作被广泛地刊印，有的还进入了官方教科书；他的专祠和以“濂溪”命名的书院已遍布全国。但是，对于湖湘士大夫而言，进一步强化周敦颐的乡贤身份及其地域文化意义就显得特别重要。所以，湖南的士大夫、乡绅，不仅仅是要保持对周敦颐作为“道学宗主”的文化认同，同时还应强化他在地域文化传统中的重要性，即保持对周敦颐乡贤身份和地域文化代表的历史记忆。这一点，后来的湖湘士大夫做了许多重要工作，特别是湖南地区濂溪书院及其濂溪祠的建设，这对周敦颐的乡贤身份与地域文化象征的确立有着特别的意义。
地域文化分成精英文化与民俗文化两个层面，二者既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又有着密切的联系。宋、元、明、清时期，书院是地域文化中精英文化的代表，同时也是各个地域文化发展水平、繁荣程度的标志，在文化地理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书院作为中国古代私学发展的最高形态，与那种奉诏而建的州县官学不同，它完全是士大夫出于对文化建设、学术发展、教育普及的追求而推动起来的。书院作为文化人士自主创建和主持的文化—教育机构，对各地地域文化的发达程度与文化传统的形成起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湖南地区地处长江流域以南，汉唐时期一直远离中原王朝，处于政治的边缘地位，也被认为是文化落后的南蛮卑湿之地。其实，所谓文化落后，是指地方的精英文化相对而言要比中原落后。在宋以后的中国文化重心南移的大背景下，代表精英文化的理学学术与书院教育在湖南地区得以发展，成为十分重要的地域文化资源。湖湘之地的士大夫、乡绅在从事书院创建及地方文化建设时，十分注意强化对周敦颐作为地域文化象征的历史记忆，其实也是强化他在文化地理格局中的重要地位。所以，宋、元、明、清时期，在湖南出现了大量以“濂溪”命名的书院。书院命名一般以地名为主，但也有许多书院是以某些文化符号、文化理念来命名，因而这些文化符号具有强化文化记忆、突出文化特色的特殊意义。湖南出现大量以“濂溪”命名的书院就是如此。
南宋时期，在湖湘学者的倡导和推动下，那些周敦颐宦游过的地方，纷纷修建了祭祀周敦颐的濂溪祠。就在修建溓溪祠的当时或以后不久，这些地方又纷纷创建了作为地方文化教育核心的濂溪书院，通过这种具有文化生产、文化积累、文化传播功能的书院机构，来强化周敦颐在文化地理中的特殊地位。
当然，最初是道州濂溪书院的创建。景定三年（1262年），该书院获得了理宗皇帝御书“道州濂溪书院”。知州杨允恭为之撰写了《濂溪书院御书阁记》，强调了书院的教育宗旨是“盖欲成就人才，将以传斯道而济斯民也”（原载湖南通志，卷二百七十九.转引自中国书院史资料，上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112.）。道州濂溪书院自南宋创建后，由于其特殊的文化标志及其潜在意义，故而历经元、明、清各朝得以修复并延续办学，清朝时还获得康熙皇帝“学达性天”的赐额，地位一直很高。以后，因为湖南桂阳为周敦颐宦游之地，宋嘉定十五年（1222年）知县周思诚创建濂溪书院，同时建祠祭祀周敦颐。该书院于宋元之际一度废弃，明正德年间修复，明清两朝延续办学。
此外，为了强化周濂溪在地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自宋至清，湖南省各州府纷纷创建纪念周敦颐的书院，以强化对周敦颐作为区域文化符号的记忆。根据地方志材料，并参考《中国书院辞典》的《中国书院名录》，可知当时湖南地区所建的纪念周敦颐的书院共有二十多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