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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明、清以来，全国以“濂溪”命名的书院不少，但统计后可以发现，以“濂溪”命名的书院主要集中在湖南地区，这当然与周濂溪是湖湘区域文化的代表有关。
与湖南地区濂溪书院同时出现并表达湖南人的历史记忆的，是祭祀周敦颐的专祠大量出现。其实，一般来说，每一所濂溪书院，均有一所祭祀周敦颐的祠堂。与此同时，在湖南地区的那些以地名命名的书院中，亦大量设有祭祀周敦颐的专祠。譬如，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本与周敦颐的活动没有直接联系，但是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山长袁名曜还是建专祠于岳麓书院内，他的理由完全是地域性的文化记忆，即“濂溪周子为湖南人”，故而他认为应该激励湖湘士子继承濂学，即“乡之人有能读周子书、继周子业而勃然兴起者”。（朱汉民主编.岳麓书院.湖南大学出版社，2005：118.）由此可见，无论是创建濂溪书院，还是设置濂溪祠堂，湖南的士大夫群体均是强调“濂溪周子为湖南人”这一区域文化符号的历史记忆的。
三、 周敦颐的文化诠释
为了强化对周敦颐的历史记忆，湖南地区的士大夫、乡绅等采取刊刻周子遗著、创办濂溪书院、设置濂溪专祠等方式，使得人们对周敦颐的记忆越来越深。但这绝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对乡贤的纪念活动，事实上，他们在强化对周敦颐的历史记忆的同时，也在展开对他的文化诠释。正如莫里斯·哈布瓦赫所说：“依靠社会记忆的框架，个体将回忆点回到脑海中。换言之，组成社会的各类群体在每时每刻都能重构其过去。”（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303.）湖湘士人在回忆周敦颐的同时，也是一种“重构其过去”，即对周敦颐展开文化诠释的活动。
湖湘士大夫对周敦颐的文化诠释，是从儒家学说的普遍性与湖湘文化的地域性这两个方面阐发的。其实，湖湘文化建构的目标，恰恰是要建设一种既有天下普遍性、又有鲜明地域性的区域文化。所以，湖湘学人对周敦颐的文化诠释，正是为了实现这一文化建构的目标。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大一统思想的文化方针推行后，广义的中原文化在统一的中华文化中占据了统治地位，汉唐时期的中央政府，总是希望将这个产生于黄河流域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思想文化推广、传播开来，建立起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统一性中华文化。所以，对于远离中央王朝政府意识形态核心的湖湘地区而言，其文化结构中的中华文化的普遍性与地域文化的特殊性之间并不是很谐调，往往体现出一种紧张性。一方面，湖湘地区保存了自己独有的地域文化传统，上古时期的苗蛮文化、荆楚文化均是具有悠久历史、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但是它们均只是作为一种民俗文化的形态存在；另一方面，中央政府所要推广、传播的文化观念、社会礼俗，尽管它们是精英文化形态，却只能通过那些崇儒重教的儒家士大夫做一些外在的文化引进和灌输。譬如贾谊、柳宗元等士大夫在湖南开展的儒家文化的传播活动，对推广儒家文化虽有成绩，但并没有将普遍性的儒家文化融入地域性的文化之中。这样，汉唐时期的湖湘地区文化结构呈现一种二元紧张，具有区域性意义的民俗文化并不像儒家精英文化那样表现出普遍性的意义，而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儒家精英文化却是指外来的中原文化，并没有表现出区域性文化的意义。
汉唐以来，湖湘地区的士大夫、乡绅所面临的地域文化建构的任务，就是要化解湖湘文化中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民俗文化与精英文化、地域性与普遍性之间的紧张，建构一种地域性与普遍性相统一的湖湘文化。他们的努力终于在宋代取得成功。周敦颐及其濂学本身即是这种地域性与普遍性相统一的湖湘文化的代表。周敦颐是历史上第一位在湖南地区土生土长的儒学大师，他曾在湖南的邵州、永州、桂阳等地做官讲学，故而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周敦颐在中国文化史、儒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是理学的开山祖师，体现出中国思想文化统合发展的要求，又具有深刻的普遍性。周敦颐能够作为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恰恰在于他本人就体现出这种地域性与普遍性的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