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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道九年，搜集程颐、张载、杨时《系辞说》。学生记录《南轩书说》，改定《仁说》，撰《诗说》。重订《希颜录》，完成《论语说》、《孟子说》。
与此同时，张栻还以通信的方式和朱熹、吕祖谦等理学家及湖湘学者就理学学术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包括心性说、中和说、察识持养说、仁说以及对儒家经典和理学名著的理解等。这些学术活动亦大多在书院展开。张栻除了自己撰述外，还指导学生进行专题学术研究。《宋元学案·岳麓诸儒学案》载：“先生(指吴猎)谓圣贤教人莫先于求仁，乃以孔门问答及周程以来诸儒凡言仁者，萃类疏析以请正。宣公是之。”由此可见，张栻是很注重指导学生展开学术探讨的。
由以上所列事实可见，南宋时期岳麓书院在教育宗旨、教学方法、组织功能上都有特色，因而不仅和官办学校区别开来，也和北宋书院区别开来。这样，岳麓书院就不再只是官学的代替物，而是一个有着自身独立存在价值的理学基地。岳麓书院的这一系列特色，使得它能够迅速成为闻名全国的学术基地，为学派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三、 湖湘学统的奠定与发展
张栻主教岳麓书院，开辟了一个闻名全国的理学基地，湖湘士子闻风，纷纷来此研习理学。这样，发端于衡山的湖湘学派大盛于长沙岳麓。侯外庐《宋明理学史》认为：“孝宗乾道元年(1165年)，张栻受湖南安抚使刘珙之聘，主岳麓书院教事，从学者众，遂奠定了湖湘学派的规模。”（侯外庐主编.宋明理学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319.）可见，湖湘学派的发展与张栻主教岳麓书院是同一史实的两面，他们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如前所述，理学学派的形成和发展依赖两个条件：第一，形成自成体系、独具特色的学术思想；第二，形成政治倾向、学术主张一致的学者群体。张栻主教岳麓书院后，在这两个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从而奠定了湖湘学统，并且推动了湖湘学派的发展。
首先，张栻在岳麓书院研究学术，使湖湘学派的学术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开拓和系统化。胡氏父子之学虽然独具特色，但在理学理论的构造、理学范畴的丰富、理学命题的精密等方面，皆有待于进一步的完善和深化。张栻在岳麓书院一方面传播胡氏之学，他编辑刊行《知言》、《五峰集》等，并以之传授弟子；另一方面，他又广泛吸取前辈学者如周敦颐、二程、张载等著名理学家的思想，撰写、刊行了《太极图说》、《张子太极解义》、《伊川粹言》等。此外，他还与同辈学者如朱熹、吕祖谦、陈傅良、陆子寿等展开学术交流或书信交往。因此，张栻不但继承了胡氏父子之学的精华，而且，继承、吸收了其他理学家、理学学派的学术思想，故成为集南宋理学之大成的主要理学家之一。他使得湖湘学派的理学思想体系更加完善，理学范畴更加丰富，理学命题更加精密。张栻还修正了胡宏的一些非正宗理学的思想和命题，黄宗羲评论说：“南轩之学得之五峰，论其所造，大要比五峰更纯粹。”（宋元学案，卷五十.南轩学案.）
其次，张栻主教岳麓书院后，在此形成了一个学术思想相近而规模更大的学者群体。岳麓书院本来是北宋“四大书院”之一，受到真宗的赐书赐额。张栻主持岳麓讲席之后，使之在教育宗旨、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等方面焕然一新，吸引了一大批求道问学的士子，不仅湖湘士子纷纷求学于此，其他地区的学者也慕名而来。岳麓书院的声望和影响日益扩大，以至于一些学者“以不得卒业于湖湘为恨”（宋元学案补遗，卷六十九.）沧州诸儒学案补遗上.。所以，在张栻主教的南宋乾道年间，岳麓山一带有“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之谚，道林，指道林寺，在岳麓书院附近，为当时岳麓山最大的一座寺庙。可见其时办学之盛，从学之众。黄宗羲编《宋元学案》时曾指出：张栻弟子虽多，但无人继承发扬其学说（宋元学案，卷五十.南轩学案.）。全祖望不同意这一看法，他认为张栻的岳麓弟子不仅数量多、成就也大，因而湖湘学派的延续和发展不在闽学之下，他说：“谁谓张氏之后弱于朱乎?”（宋元学案，卷七十一.岳麓诸儒学案.）为此，他在补辑《宋元学案》时，另立《岳麓诸儒学案》和《二江诸儒学案》。前一学案所列者是以岳麓书院为中心的湖湘士子，有张栻及其门下弟子三十三人；后一学案所列者为受学于湖湘的四川士子，有张栻的蜀中弟子十几人。全祖望说：“南轩先生讲学湘中，蜀人多从之。”（宋元学案，卷七十二.二江诸儒学案.）可见，上述两个学案的学者大多就学于岳麓，得南轩先生的“岳麓之教”，可以统称之为“岳麓诸儒”，这是一个学术主旨接近、并有一定规模的学者群体，他们在南宋的政治界、学术界均有一定的影响，标志着湖湘学派的扩展。
由上可见，岳麓书院成为湖湘学派的主要基地后，湖湘学派的规模、成就和影响进一步扩大，并发展到了它的全盛时期。事实上，岳麓书院的办学成果、湖湘学派的学术成就皆是书院和理学一体化的结果。湖湘学派和岳麓书院一体化并取得这些成就，并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在南宋乾道、淳熙年间，一大批理学家皆通过创办书院，以研究和传播理学，从而推动了书院史的发展。
（节选自《湖湘学派与岳麓书院》，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