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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谦汉学研究与书院传播
王先谦，字益吾，号葵园，是清代岳麓书院最后一任山长。他治学勤勉，广涉经、史、子、集，著述宏富，于经史考据贡献尤大，是晚清学术界一位重要的汉学大师。王先谦“治学循乾嘉遗轨，趋重考证”。徐世昌.清儒学案，卷一百九十.葵园学案.继阮元之后，汇刻了卷帙浩繁的《续皇清经解》，于是“有清一代汉学家经师经说每赖以传”。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岳麓书社，1986：640.王先谦利用书院汇刻经作、讲授汉学，为传播汉学作出了重大贡献。李肖聃称其“长沙阁学、季清巨儒、著书满家、门庭广大”，“尊崇经学似仪征阮相国，厘正文章拟桐城姚郎中，校注群史若嘉定钱宫詹，考证诸子如高邮王观察”。（钱基博，李肖聃.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岳麓书社，1985.）这对王先谦的学术特色是一个比较准确的描述。
一、 王先谦汉学风格形成的背景
从总体上讲，王先谦的学术思想表现出明显的汉学风格，但它又不同于传统的乾嘉学派，拘泥于纯粹的考据之学。王先谦汉学在方法上继承了乾嘉汉学家们皓首穷经、精于考证、实事求是的作风，在内容上却体现出更大的包容性，能兼采汉宋之学、融通今古而力求经世致用。这与王先谦所处时代、地域的学术背景以及其治学、为官的经历均有较为密切的关系。
首先，季清湖湘间晚来的汉学之风对王先谦学术特色呈汉学倾向有较大的影响。王先谦所处的时代是满清王朝由盛而衰的道咸、同光时期。此时，就全国而言，在乾嘉时期曾“灿然如日中天”的汉学已日益走向衰落。而当时湖南一省的情况却有所不同。乾嘉时期的汉学盛风在道光以后才大行于湖湘之间。一时间，“汉学大盛，风流湘楚，人人骛通博以为名高，而耻言程朱”。（钱基博，李肖聃.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岳麓书社，1985.）
乾嘉汉学家们朴实求真的治学风格对王先谦的治学路向无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作为湖湘后学，王先谦的学术思想又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传统湖湘学风的影响。湖湘学人素尊程朱理学，重经世致用，能兼容众家。王先谦继承并发展了这一学统。再加之，在王先谦的时代，日益加重的社会危机使士大夫们开始怀疑传统汉学的济世功用。此时，“乾嘉汉学的学术倾向导致了儒家士大夫们的人心世道之忧”。（朱汉民.湘学原道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187.）所以，王先谦的汉学风格又不完全同于以往汉学家，呈现出兼采汉宋、古今同途、经世致用的特点。
其次，王先谦深厚的家学渊源对其学术的成就也有很大的作用。王先谦的父亲王锡光饱读诗书，在家开馆授徒，撰有《诗义标准》60卷。瞿鸿禨称王锡光为“宿儒”，称王氏兄弟会庭、敬吾、礼吾等人“皆绩学有声庠序”。自定年谱.（王先谦.葵园四种.岳麓书社，1986：790.）王先谦四岁开始进入家塾，从其大兄王会庭学，直至十岁。两年后大兄会庭病逝，改从次兄敬吾学。王先谦后来的经学著作《三诗义集疏》，在很大程度上便得益于其父。他自己也说：“府君所为古诗、试帖诗及诗文律赋，存者无多，陆续刊入家集及近人所选刻诸集，有《诗义标准》六十卷，采自汉至明诸家精粹之作，分别义类，缀以评论，开示不孝兄弟，至为祥切。不孝于诗稍窥门径，皆府君教也。”（自定年谱.王先谦.葵园四种.岳麓书社，1986：6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