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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推究茶陵书院藏书事业兴盛的原因，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主要得益于本土学者的努力，如李东阳、刘三吾等著述甚丰，为本土刊印提供了主要来源；二是政府特别是朝廷的支持，颁发的书籍数量不少，这也是一个重要来源；三是茶陵印刷出版事业的发达，仅从其书院刻书数量、种类之繁多就可见一斑；四是得益于民间藏书风气，出现了一批藏书家。当然，这也是书院学术事业的需要。从茶陵士子反哺书院的情况来看，士子们以及社会人士对书院藏书应是予以了捐助的，只是相关资料太少，难以管窥，在此不作赘述。
宋代，湖南有私刻图书的四家、坊刻一家，而茶陵占了一家；元代，湖南有私刻图书的五家，而茶陵就占了四家，从中可以看出当时茶陵刻书在湖南刻书业所占的地位。茶陵之所以能够成为湖南的刻书中心，原因主要有三：一是茶陵盛产楠竹、香樟树，为造纸、雕版刻印提供了丰富的优质原料；二是茶陵与江西交往密切，引进了较为先进的造纸、刻印技术（刘志盛.陈仁子与东山书院.茶陵县志办编印的茶陵修志通讯：8.）；三是宋元以来，茶陵科举及第的人多，仅宋代考中的进士就有71人。他们离职回乡后，潜心著述，致力办学，为藏书、刻书营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可以说，茶陵书院的发展与其藏书、刻书基本同步，这也说明书院担当了藏书、刻书的主角。
茶陵书院的刻书是与著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茶陵士子们聪颖勤勉，著述不辍，为书院刊刻提供了大量的书稿，而茶陵书院的刻书，涉及到理学、历史、文学、科技以及考古等诸方面，范围广、名目多、内容丰富，如陈仁子创建的东山书院就是其中的代表。他把教学、著述，刻书融为一体，书院设有讲堂、书斋、藏书楼。其著述、刻书成就尤著，声闻海内外。著名藏书家、学者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称：“(东山书院)有名为书院，实为私刻者。”陈仁子著述传世和存目的有《文选补遗》40卷、《续文选补遗》12卷、《二稿》8卷、《牧莱脞语》20卷、《韵史》300卷、《唐史卮言》30卷、《迂禇燕说》30卷，共7种440余卷。其中《文选补遗》、《牧莱脞语》入《四库全书》。历代著述刻本有《增补六臣注文选》60卷、《梦溪笔谈》（刻本名《古迂陈氏家藏梦溪笔谈》）26卷、《说苑》20卷、《考古图》10卷、《叶石林诗话》3卷、《尹文子》2卷，计13种600余卷（刘志盛.陈仁子与东山书院.茶陵县志办编印的茶陵修志通讯：8.）。规模之大，印刷之精美，印书之多，为当时湖南第一家（清嘉庆二十二年）茶陵州志，卷十八，人物.。东山书院刻印的图书很有特色，纸张洁白有韧性，耐收藏，被历代藏书家视为珍品。多为历代朝廷内阁藏书，称之为“茶陵本”。东山书院的图书刻印对后世影响深远。明、清两朝，茶陵私刻图书蔚然成风，成为当时湖南省三大刻书中心之一，即茶陵为全省私刻中心，长沙为全省官刻中心，宝靖为全省坊刻(商业性)中心。
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茶陵书院的刻书紧密地配合了书院的教学成果和学术研究活动，它大量刊刻有关自身的教学和学术成果（如自身著作等）。至元明，茶陵仍是湖南私刻图书的中心，直到清代兴而不衰。宋至清同治八年（1869年），茶陵书院刻印本土人士著述即达129种、近万卷，其中李东阳的《怀麓堂集》、《麓堂诗语》、《西涯乐府》，李祁的《云阳集》，刘三吾的《省躬录》、《坦斋文集》、《斐然堂稿》，廖希颜的《三关志》，彭维新的《墨香阁集》等著述都被他们的宗族、后人多次重印。至于茶陵书院刻印的其他图书更是数量巨大，无法统计。
可见，正是茶陵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条件以及印刷技术的发达，为书院刻书事业打下了重要基础，而茶陵学有成就的士子们孜孜不倦于学术追求，甚至达到了一种狂热的境界，这对于书院刻书业的发展，无疑是提供了一股巨大的推动力。
由于宋代印刷技术的提高，使得书籍得以快速大量地生产，流向社会，为院藏图书发展提供了可能性，而书院自身开始较大批量地出版发行图书，也促进了院藏图书的增加，再加上书院建设者们孜孜不倦的追求以及书院自身所肩负的学术使命，使得书院藏书事业得以昌盛发达，茶陵也不例外。茶陵书院藏书与刻书二者联系紧密，其刻书业的发展又促进了藏书业的发展，而其藏书、刻书事业对后来的茶陵藏书业、私刻图书的发展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茶陵书院刻印的图书，特别是本土学者的著述一般由书院、塾馆、宗族及藏书爱好者收藏。因此，本地刻印的图书特别是本土人士的著述，丰富了书院的藏书，如明嘉靖丙戌年（1526年）进士尹尚宾“将其诗文集二十卷藏‘一经堂’（明经书院）”（清嘉庆二十二年）（茶陵州志，卷十八.人物.）
当然，不管是书院藏书还是刻书，都会对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并会对地方文化的普及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