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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学是为了获得外界的知识，习术是为了获得应事处物的技能，求道则是为了获得一种最高的智慧和人格。但是，三者并非是割裂、独立的东西，而是一个有着密切联系的整体，儒家学者和思想家对它们的关系作了很有意义的探索，体现了儒家人文教育的特色。
首先看关于“求道”与“求学”之间的关系。关于“求道”与“求学”的关系，有两种不同的见解。
一种是肯定二者是紧密联系的。宋代理学对普遍法则的“一理”和具体知识的“分殊”之间的关系也作了探讨，朱熹说：“圣人未尝言理，多只言分殊。盖能于分殊中事事物物、头头项项理会得其当然，然后方知理本一贯。”（朱子语类，卷二十七.里仁篇下.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975.）“近而一身之中，远而八荒之外，微而一草一木之众，莫不各具此理。……然虽各自有一个理，又却同出一个理尔。”（朱子语类，卷十八.或问下.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606.）他认为事事物物虽各有具体“分殊”之理，但是这些具体的“分殊”之理仍然来源于那个作为普遍法则和本体存在的“一理”。朱熹对普遍法则（“一理”）和具体知识（“分殊”）的派生关系所作的论述，表明他充分肯定二者之间的紧密联系。
由于“道”的普遍法则和“学”的具体知识是密切联系的，那么“求道”的最高智慧与“求学”的知识积累也是密切联系的。那种识道、体道的精神境界和最高智慧必须建立在日常知识积累的基础上，朱熹倡导格物致知，通过知识的积累，最终获得对宇宙普遍法则一理的认识。这条求学致知的路线，是一条由“学”而及“道”的路线。在思想史、教育史上，许多教育家均是倡导这种路线的。他们将“道”分为“体”和“用”两方面，得“道”之体即是对宇宙普遍法则的认识，得“道”之用则是获得各种经世致用的具体知识。南宋胡宏说：“学圣人之道，得其体必得其用。有体而无用，与异端何辨？井田、封建、学校、军制皆圣人竭心思致用之大者也。”（胡宏.胡宏集.与张敬夫书.中华书局，1987：131.）他认为对“道”的体悟智慧，是和有关井田、封建、学校、军制等致用知识分不开的。对于知识积累主要依靠日常的学习，而对于“道体”则只能凭借心灵上的“觉悟”，但这种心灵上的“觉悟”必须依赖于具体知识的积累，宋学者程颐和其弟子论述了这个问题：
问：“学何以有至觉悟处？”日：“莫先致知。能致知，则思一日愈明一日，久而后有觉也。学而无觉，则何益矣？又奚学为？‘思日睿，睿作圣。’才思便睿，以至作圣，亦是一个思。故曰：‘勉强学问，则闻见博而智益明。’”（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河南程式遗书，卷十八.中华书局，1981：186.）
学思的对象是各门具体知识，而“觉悟”的对象则是“道”体。但是程颐强调，应该是先有求学致知，经长期的知识积累之后才有对道体的觉悟；先有各种闻见学问，经过不断学习思考之后才有高明的体道的智慧。
由于“道”是一种普遍性宇宙法则和人文法则，它涵盖的道理是无穷无尽的，要通过不断地积累知识而达到更深的体悟道体，诚如宋学者陆九渊所说：“道广大，学之无穷，古人亲师求友之心亦无穷已。以夫子之圣，犹曰‘学不厌’，况在常人，其求师友之心，岂不可汲汲也！”（陆九渊著，钟哲点校.陆九渊集，卷三.与黄元吉.中华书局，1980：43—44.）另一方面，学者必须保持心灵、智慧的清明，才能觉悟到道的高妙。程颐说：“有谓因苦学而至失心者。学本是治心岂有反为心害？”（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河南程式遗书，卷十五.中华书局，1981：156.）张载说：“天之不御，莫大于太虚，故心知廓之，莫究其极也。人病其以耳目见闻累其心，而不绣尽其心。故思尽其心者，必知心所从来而后能。”（张载著，章锡琛点校.张载集.正蒙·大心.中华书局，1978：25.）无论是“治心”，还是“廓心”、“尽心”，均是为了保持学者心灵的明净、智慧的高远，以能够体悟那一广大而精微的“道”体。
对于“求道”与“求学”的关系，还有一种见解，就是认为二者之间是矛盾排斥的。道家是这一主张的代表。道家认为“道”是一种没有任何特质和规定性的自然本体，它是一种“无状之状，无物之象。”道德经，十四章.故而又可以称之为“无”。“道”作为化生万物的主体，它先于天地而存在，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道德经，二十五章.它也存在于天地万物之中，“夫道于大不终，于小不遗，故万物备，广广乎其无不容也，渊渊乎其不可测也。”（庄子·天道.）“行于万物者道也。”（庄子·天地.）但是，道家认为，“道”虽然无处不在，但是人却不能凭感觉感知它，道是“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博之不得”的；道德经，十四章.“道”也不是任何知识所能把握、描绘的，因为一切知识和观念只能反映有形有质的事物，而“道”则是没有任何规定物质的“无”；一切知识和观念都是人类有为的结果，而“道”却总是自然无为的。传授知识必须借助于语言，而传道则是一种“无言之教”，它不涉及任何知识或语言，所谓“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道德经，二章.，甚至知识还会妨碍学者对“道”的体悟，所谓“不出于户，以知天下；不窥于牖，以知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道德经，四十七章.）。
由于道家坚持“道”与各种知识、学问是相分离的，那么求道与求学也是矛盾的，学者不可能将求学的知识积累提升为求道的大智慧。相反，学者要想真正能够得“道”，还必须以“闭目塞听”的方式杜绝一切感觉经验和知识学习，他们的方法是“学不学”（道德经，四十六章.），即以不学知识、不做学问作为最高的知识、最大的学问。老子将“为学”与“为道”两者作了比较，他说：“为学者日益，为道者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则不为。”（道德经，四十八章.）也就是说，“为学”是一种知识日益积累的过程，相反，“为道”则是一个不断减损知识的过程。他认为，只有放弃那些小的知识学问，才可能获得最大的知识学问；只有放弃那些小的智巧，才有可能获得最高的智慧。可见，他把“为道”与“为学”看作是一个对立的过程。那种能够得“道”、并与“道”融为一体的人，往往是一种已经去掉自己已有的一切知识聪明，甚至自身的感性血肉的人，即所谓“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庄子·大宗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