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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战术、战法，即指挥作战的技能，也属智力操作方面的训练。武学也是许多儒家学者教学的内容之一，武学包括军事理论和军事技能两个方面。军事技能不同于研究战争的本质、作用、治军的原则等方面的军事理论，亦不同于刀法、枪法等“武术”技能，而是具体指导如何指挥作战的军事技能，古人常称之“兵法”、“战法”或“战术”，它属于教学中的“智力技能”的培养。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学著作《孙子兵法》，亦是重要的武学教材，全书13篇，包括计篇、作战篇、谋攻篇、形篇、势篇、虚实篇、军争篇、九变篇、行军篇、地形篇、九地篇、火攻篇、用问篇等。该书为学者提供了攻守、计谋、阵势、作战等各种指挥作战的技能。如它在谈到进攻之术时说：“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孙子兵法，第三.谋攻篇.谈到虚实之术时它说：“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孙子兵法，第六.虚实篇.这些都属于军事作战的技能，是军事教育中必须重点训练的智力技能。有关军事技能的教育，均可纳入到儒学的“外王之术”的范畴。
三、 道
在中国古代，“道”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运用得非常广泛的范畴。在儒家学说中，“道”的基本涵义主要有两点：一是指体现最高目的的价值体系（“人道”）；二是指体现绝对必然的根本规律（“天道”）。儒家文化是强调“天人合一”的，这样“道”的涵义也合为一个，即以最高目的与必然规律相统一的形式存在。所以，“求道”成为一切文化人的最高精神追求和最终求学目的，亦是儒家人文教育的核心。
古代思想家、教育家们都相信，任何人只要能够识“道”，得“道”，也就达到了最高求学境界和最终求学的目的。孔子自称：“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他的学生子夏说：“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论语·子张.）《中庸》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周易·系辞传上》云：“一阴一阳谓之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总之，求学的终极目的是“闻道”，教育的根本宗旨是“修道”，一旦得道，也就具有了崇高的精神人格和卓越的宇宙智慧，能够顺应天命流行、参赞浩浩大化。这就是儒家关于“求道”的思想。无疑，对任何受教育者来说，求道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求道又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求道不同于学知识，它不是一种知识的积累；求道也不同于技能训练，它不是一种技能的熟练；求道主要是要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实现一种“与天地合其德”的主体性人格，故而必须能动地把握这种目的性、合规律性的统一存在。那么，“道”既是一种要经漫长修养才能达到的一种“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崇高精神境界，又是一种惟有大智慧才能领悟的宇宙法则。古代思想家们总是从各个侧面讲述“道”的种种特征，以表明那“道”是如何难以认识和实现。《周易·系辞传》称：“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作者把“道”归为“形而上者”，那么，它就不是一种凭五官所能认知的具体存在，它应起一种“极深”、“几微”而“唯神”的存在，正如《系辞传》所描述的：“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由于道是一种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形而上的最高存在，作者强调“道”的“深”、“神”。这不是要人们放弃学道，而是告诉学道的人，必须意识到学道的不易，能够毕其一生于学道、体道之中，经过长期的修养，以获得一种能够体“道”、识“道”的大智慧。这样，如何进行得“道”的思想修练，如何启迪、获得一种大智慧，就成为教育的一项任务。古代各家各派的教育家、思想家对于如何“得道”的思想修养和“识道”的大智慧，提出了许多具体的途径与方法。
第一，格物穷理。儒家认为“道”是一种形而上者，但又强调形而上之道就存在于形而下之物中。《中庸》云：“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宋代学者程明道说：“道之外无物，物之外无道。”（二程集.河南程式遗书，卷四.中华书局，1981：73.）因此，学者应该即物而穷其理，开始学习一事一物之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认识的深度、广度上都发生变化，就可以贯通天地万物之理，达到对“道”（或“理”）的总体把握。理学家朱熹说：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其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中华书局，1983：6—7.）
显然，朱熹认为学者要想识道，要想获得“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精神境界和最高智慧，必须经过“格物致知”这样一个日常修养和知识积累的途径和过程。否则，就不可能达到那种体道、识道的最高精神境界和知识境界。
第二，尽心与自诚明。对于如何识道、启迪大智慧，儒家还有另外一派观点，就是反对那种日常修炼和积累知识，而主张致力于主体精神扩展和大智慧的启迪。孟子认为：“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他将学问之道归之于主体的“心”，他相信，人只要“尽心”就可以获得对天道的体认。他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陆王心学发展了这种扩充主体精神的主张，陆九渊认为“道未有外乎其心者”（陆九渊集，卷十九.敬斋记.中华书局，1980：228.）。他还提出“古人教人，不过存心、养心、求放心”（陆九渊集，卷五.与舒西美.中华书局，1980：64.）。所以他希望扩充“心”而求道。王阳明将这种思想发展为“致良知”，认为只要扩展主体的良知就是“道”，他说：“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但循着良知发用流行将去，即无不是道。”（王阳明.传习录全译，中.答陆原静书.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138.）儒家有时将这种主体精神和智慧称为“诚”，《中庸》云：“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天道的根本特征是“诚”，即真实无妄，人如果要获得“明”的智慧，就应该保持主体精神的真实无妄，才能获得天道的“诚”。这里“诚”的天道和“明”的智慧具有一种内在联系：由天道的“诚”获得人的智慧“明”，这是人性的显示（《中庸》又云：“天命之谓性”）；由智慧的“明”而能体认“天道”，这是教育的结果（《中庸》亦云：“修道之谓教”）。换句话说，由“诚”而“明”是天性，由“明”而“诚”是教育。教育的任务当然是“自明诚”，即启迪学生“明”的智慧，从而达到体认“诚”的天道的目的。但儒家学者强调“自诚明”，这种“明”的智慧是不同于那些视听、思虑等日常知识的，它来自于“诚”的天性。所以唐代李翱说：“知本无有思，动静皆离，寂然不动者，是至诚也。……问曰：本无有思，动静皆离，然则声之来也，其不闻乎？物之形也，不见乎？曰：不睹不闻，是非人也。视听昭昭而不起于见闻者，斯可矣。无不知也，无弗见也，其心寂然，光照天地，是诚之明也。”（叶楚论主编.唐宋散文选.复性书，中.正中书局，1946：88—89.）可见，这种能够体认天道的智慧，是“其心寂然，光照天地”的“诚”的天性。
四、 道、学、术之间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