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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并不是指两个极端的中间，而是指两端之间的最适宜、最合理的位置，那么，究竟在哪一点上是“中”、“宜”、“度”呢？这主要依赖于主体在实践中的直觉把握。所以，古代思想家、教育家们从不对学生直接表述哪个位置、什么程度为“中”、“宜”，而总是将两个侧面或两个极端点出，要学生们自己在生活实践中体悟什么是“中”。孔子就是这样教诲学生的，他提出诸如“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过之，狷者有所不为也”，都是在日用常行的两极中寻求“中”与“度”。孔子自己概括说：“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他以“叩其两端而竭”告诫学生们如何在实践中体悟“中道”的。不仅道德实践是如此，其他实践活动也是如此。如《黄帝内经》强调人的生理应处在阴阳平衡的状态之中，而平衡的打破就会导致生病。但是，医师应如何把握病人的阴阳失衡呢？这同样依赖医师在治病实践中的个人体悟。所谓“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阳胜则热，阴胜则寒”（黄帝内经·素向·阴阳应象大论.），要把握、调整这些阴阳失衡的状态，逻辑性的概念知识是无能为力的，而只能依赖于实践中悟性的把握和经验的积累，特别是依赖于医师高超的医术和对病人阴阳失衡所作的控制和调整。
古代思想家们、教育家们往往将“中”、“和”形而上化，《中庸》称：“中也者，天下之大事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那么，对“中”的体悟，也就是对“天下之大事”、“天下之达道”的体认。故而传统的直觉性方法，更是包含着对形而上之道的体认。
三、 知识的功利性
中国传统知识的建立，往往与人们在生产、生活实践中的实际问题与功利需求密切相关。实践是建构知识的原因和起点，衡量知识的价值总是以是否解决这些实际问题、满足现实需求来衡量的，而并不在于知识是否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外部世界的规律和本质。
这在中国古代科技知识中表现得十分明显。由于中国传统科技以实际问题、现实需要为目的，故而在纯知识的领域，即以定义、公理为基础的科学理论方面发展不够，但是在应用技术方面则是独步世界之先的。中国古代的应用技术，包括农耕、水利、天文、医学、冶炼、制造等领域的技术知识十分发达。就是被古希腊人认为是研究抽象概念、不属实用范围的数学，在中国知识传统中也是“从问题出发而不是从公理出发，以解决问题而不是以推理论证为主旨，这与西方之以欧几里德几何为代表的所谓演绎体系旨趣迥异，途径亦殊”（吴文俊.关于研究数学在中国的历史与现状.自然辩证法通讯，1990（4）.）。如著名的《九章算术》的数学知识即主要是围绕现实中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而提出的，包括农业生产、手工业制作、产品交换、赋税负担以及利息、关税、分配等生产、生活实践中的计算问题，《九章算术》就是为了解决其中的数学计算而编纂的。
不仅是科学技术知识，就是在人文社会知识领域内，功利主义也是建构知识的目的和衡量知识价值的标准。在中国古代，经学一直是传统知识谱系中的主流，是一切文化人必须系统学习的基本知识。但是儒家经典本来就是一般的历史文献，它们能够由一般的历史文献上升为经典，就是为了解决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现实问题，它要承担统一意识形态、确立政治法典、形成社会规范等一系列社会政治功能。所以，和我们今天的有些理解完全不同，经学本身绝不是一门纯粹的学术，通经致用完全是经学的内在要求，尽管经学内部派别各异，各有不同的学术思想特色和成就，但是从最终目的而言，经世致用是经学的根本宗旨。另外，按现代的人文社会学科分类，中国古代也有政治、历史、伦理、宗教等不同学科的知识，这些知识领域也有重视现实问题解决、以社会功用为衡量标准的特点。如政治学说在中国古代知识系统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这些发达的政治学说主要是“治道”，而不是“政道”。“政道”是以政治原理、公理为出发点的政治学说，而“治道”则是以解决现实政治生活中的权力运用、政治运作为目的技能、手段，它们主要是以政治功能而不是政治原理来衡量的。历史知识发达亦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大特点，但在中国古代，历史也不是一种纯粹的知识学问，“资治”是中国历史知识发达的根本原因，社会功用成了历史学发展的原动力。
本来，知识的真理性与有用性是紧密联系的两大根本特性。由于知识能真实反映客观实在，是一种具有真理性的精神成果，故而能够指导人们的生产、生活实践活动，具有满足人的目的、需求的功用性。同时由于知识能帮助人们认识世界、利用世界、改造世界，使人们在生产实践、生活实践中达到自己的目的，其原因也在于知识能真实地反映客观实在，故有真理性的根本特质。但是，知识的真理性、功利性毕竟是两种衡量知识的不同尺度。对它们二者的不同偏重，形成了中西方构造知识体系的不同旨趣结构，而中国传统的知识旨趣是功利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