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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来看书本知识的教学内容。薛瑄虽然重视生活实践的教学内容，但并没有忽视书本知识的重要性。他认为儒家经典也是形而下的器物，其中载有形而上的性理，学者决不能放弃书本的学习。他说：“经书，形而下之器也；其理，形而上之道也。”（读书录，卷一.）但是，他并不是把一切书籍都等同看待，在他眼里，只有儒家典籍的《四书》、《五经》和宋代理学家的著作才是体现性体、道体的最重要著作，《中庸》、《大学》、《论语》、《孟子》所讲的，皆不过是“一个性字”。因而，以儒家经典为读书内容，最终还是为了“知性”、“穷理”。他说：“凡看圣贤书，皆当以仁义礼智信五者细细体会旁通之，久则彼此互相发明。可以见天下道理之名虽多，而皆不外此五者矣。”（读书录.卷四.）“《五经》、《四书》皆圣贤之言也，由其言以得其心则在人焉耳。”（读书录.卷一.）儒家经典是重要的教学内容，但学习这些典籍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得关于这些典籍的知识，而是为了获得伦常之理，并以此约束自己的身心，以达到“摆脱尽私累则身心皆天理”的道德境界。
由此可见，薛瑄所说的教学内容，并没有超出宋儒的成说，他的见解基本上是沿着程朱的思想轨迹，他没能给历史提供更多的新的东西。
三、 教学法和读书法
薛瑄十分推崇程朱等理学家的教学法思想，他认为：“教人之法至程朱而复明。”读书录.卷四.这是因为在教学法和读书法方面，他也深受程朱理学的影响，他的很多主张直接是沿用程朱的教学思想。但是，他在这些方面也有一些创新，他根据自己的教学实践和治学经验也提出了一些颇具特色的教学法和读书法思想，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薛瑄认为教学的目的是“复性”，教学的内容是“知性”，那么，他的教学方法也与他“以性为宗”的学术特色有关，他要求通过这些方法告诉学者如何才能“复性”、“知性”。在薛瑄的教育思想中，“复性”、“知性”的方法和途径是多种多样的，但其最有代表性和特色的教学法主要是“格物致知”和“自我体认”两种，现分而述之。
先述格物致知。这本是程朱学派最重要的教学法思想，薛瑄只是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强调和阐发，并无多少新意。首先，他肯定格物是“知性”的重要方法，他说：“孟子之知性，即《大学》之物格尽心，即知至也。”（读书续录，卷三.）他认为，性普遍存在于一切物中，只要学者格物穷理，就可以识性、复性，即如他所说的：“格物致知，物物各有一性，穷物之性而极其至，则物格知致矣。”（读书续录，卷三.）他要求学者在此“物”中，反复穷究，即可至极其理。这种重视从外物中穷理、知性的教学法思想，正是程朱学派的重要主张。
薛瑄还继承了朱熹由“物物而格”到“豁然贯通”的思想。他认为，格物所得者为具体事物之理，而“性”则是万理的总称，如何由通一物之理过渡到通万理之性呢？薛瑄认为有一个逐步积累的阶段。他说：
然天下之物众矣，岂能遍格而尽识哉？惟因其所接者，量力循序以格之，不踈以略，不密以穷，澄心精意以徐察其极。今日格之，明日格之，明日又格之，无日不格之。潜体积玩之久，沉思力探之深，已格者不敢以为是而自足，未格者不敢以为难而遂厌。如是之久，则塞者开、蔽者明，理虽在物而吾心之理则与之潜会而无不通。始之通也，见一物各一理；通之极也，则见千万物为一理。朱子所谓众物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者，可得而识矣。（读书录，卷二.）
他认为天下之物无穷，学者首先应“澄心精意”，循序渐进，在经过“无日不格之”的长期艰苦学习以后，才可以进到“塞者开、蔽者明”的高一级认识阶段。最初，学者只能达到“始之通”的知性认识，只能从一物中见一理。在经过长期的知识积累之后，就可以进入到“通之极”的理性认识阶段，就可“见千万物为一理”，达到认识“性体”的目的。薛瑄所说的格物致知的深化过程，显然是汲取了朱熹之学从“物物而格”到“豁然贯通”的致知过程的思想。在这里，他主要进一步强调朱熹教学思想的正确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