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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一切教育活动、学术活动，皆应以成圣为最高目的。
宋儒不仅重视“成圣”的教育目的，更重要的是，他们为“成圣”的必要性、可能性做了重要的理论上的论述。吴与弼在这方面也是继承了宋儒的学说，虽然他的教育思想的主要兴趣是在成圣的工夫而不在为圣的根据。吴与弼说：
人之大伦五，曰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是已。五伦各有其理，而理具于吾心，与生俱生，人之所以为人，以其有此理也。必不失乎此心之理，而各尽乎五伦之道，庶无忝于所生。（吴节妇传.康斋集，卷八.）
他把儒家的纲常伦理称为“理”或“天理”，并认定它们是来之于人的本心、生而即有的先验之物，人们只要能保持、遵循本心的天理，就可以成为理想的圣人。吴与弼认为人的内在心性是成圣的依据，他还进一步将此依据上升到宇宙本体论的高度。他说：
无极之妙，克盈宇宙而该贯吾心，何可须臾离哉？（省斋记.康斋集，卷十.）
夫心虚灵之府，神明之舍，妙古今而贯穹壤，主宰一身而根柢万事，本自莹彻昭融，何垢之有？（浣斋记.康斋集，卷十.）
“吾心”作为一种道德主体精神，标志着成圣是每一个体的内在自觉追求。但是，他认为这种主体精神在时空上是无限的绝对存在的显现。它能“妙古今”、“贯古今”，因为它是“克盈宇宙”的“无极”的体现。
每个个体虽然皆具有成圣的根据，但这种根据只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要使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则必须重视教育。事实上，世人极少能够成为圣贤，其原因即在于教育不够。他说：
仆闻天下之至美者，莫如圣人之道昭明易见，简易易行。然世鲜能之者，不学故耳。原其故有二焉：懵然无知而不事夫学者，庸人也；学焉而弗克者，未诚也。惟其未诚也，是以事物交前，理欲互战。（与徐希仁训导书.康斋集，卷八.）
吴与弼认为虽然圣人之道是“昭明易见，简易易行”的，但不能因此而忽视教育的重要，如果离开学习，就不可能知圣人之道而达到成圣的目的。
可见，吴与弼总是明确地围绕“求圣”问题来讨论教育的目的和作用，他还由此开始提出“下学之功”的问题。他说：
而今而后，吾知圣贤之必可学而学之必可至，人性之本善而气质之可化也，的然矣，下学之功，此去何如哉!（日录.康斋集，卷十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