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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目的和作用在于成圣，但学者究竟应该通过什么途径才能成圣呢?这就离不开以教学方法为内容的“下学之功”，也就是明儒常常讲的工夫论问题。
史学界一般认为，吴与弼之学继承宋儒，兼采朱陆。朱陆的教学方法论有一个对立的观点：朱熹主张泛观博览的“道问学”工夫，要求通过对外物的致知途径来启发人的道德觉悟；陆九渊主张发明本心的“尊德性”工夫，要求通过内心的直觉体悟以恢复人的道德本能。明清学者认为吴与弼兼采朱陆，亦在于他的教学方法论既讲读书致知的下学功夫，又讲静观体悟的上达工夫。从这个角度讲，黄宗羲所言“康斋倡道小陂，一禀宋人成说”（明儒学案·崇仁学案.）有其道理。但是进一步深究其工夫论，则可以发现他在兼采朱陆时又有偏重和新的创发，这正是他能引发明代心学思潮的重要原因。
二、 为学工夫之一：读书
为了达到“求圣”的教育目的，吴与弼十分重视教学方法。他首先继承了程朱学派重视读书穷理的传统，以读圣贤之书作为主要的教学方法。他提出：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备仁义礼智四端也。……欲异于物者，亦曰反求吾心固有之仁义礼智而已。欲实四者于吾身，舍圣贤之书则无所致其力焉。（劝学赠杨德金.康斋集，卷八.）
人皆具仁义礼智四端，故而人性本善，但人要恢复本善的天性，就须读圣贤之书。显然，这是因为圣贤之书中包括了做圣贤的道理和方法，如果学者能够“将圣贤之书熟读玩味，体察于身，一动一静、一语一默之间，必求其如圣贤者，去其不如圣贤者”（劝学赠杨德金.康斋集，卷八.），就可以达到成圣贤的目的。他这种“将圣贤之书熟读玩味”的主张和朱熹的泛观博览的“道问学”工夫十分接近。由此来说，他确是继承了程朱学派的为学工夫论。
所以，吴与弼在倡导读书穷理时，其许多具体的读书方法和朱熹都比较接近，如以下所列：第一，“循序熟读”。他在自己制定的《学规》中提出：“须用循序熟读《小学》、《四书》本文，令一一成诵，然后读《五经》本文，亦须烂熟成诵，庶几逐渐有入。此个工夫须要打捱岁月方可。”学规.康斋集，卷八.吴与弼主张读书应“循序熟读”、“烂熟成诵”，显然是继承了朱熹提出的“读书之法，当循序而有常”、“学者观书，读得正文，记得注解，成诵精熟”等读书方法。他所列的从《小学》到《四书》再到《五经》的顺序，也和朱熹倡导的读书计划大体相近。
第二，读书应专心致志。吴与弼提出：“古人读书，皆须专心致志，不出门户，如此痛下工夫，三五年庶可立些根本，可以向上。”学规.康斋集，卷八.这种读书必须注意力高度集中、并保持远大志向的要求，亦和朱熹倡导的“居敬持志”的读书法十分一致。朱熹曾提出“读书须收敛此心，这便是敬”、“立志不定，如何读书”？可见，吴与弼关于读书必须“专心致志”的想法，也是继承了朱熹的读书法。
尽管如此，吴与弼的工夫论决不仅仅是程朱之学的复述，而是有着重要的创发，这种创发使他得以逐步向心学转型。
理学教育的核心在于培养内圣人格，其一切教学法皆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南宋朱陆之争的焦点在于：朱熹强调读书是为了“道问学”，认为道德知识的积累是成圣的关键；陆九渊并不绝对反对读书，但他坚持读书只是为了“尊德性”、“发明本心”，因为成圣的关键不是积累知识，而在于“明心”。在这一点上，吴与弼接近陆学而不是朱学，他虽然十分重视读书，但是他所倡导的读书，其主要目的不是积累知识而在于“反求吾心”，即在于对个体内在之心的本体体悟。因此，他认为那些不具道德知识而能涵养本心的人，亦可达到成圣境界。他说：“人能衣冠整肃、言动端严，以礼自持，则此心自然收敛，虽不读书，亦渐有长进。”（与友人书.康斋集，卷八.）相反，那些读书多、知识多的人，并不一定就能达到成圣境界，其原因即在于成圣的关键在反求吾心。他说：“盖人患不知反求诸己，书自书，我自我，所读之书徒为口耳之资，则大失矣。”复日上书.康斋集,卷八.如果离开“反求诸己”、“反求吾心”，读书再多、知识再丰富也毫无用处，而只是远离成圣目的的“口耳之资”。
吴与弼如此重视“反求吾心”，认为读书只是作为一种“识本心”、“求吾心”的手段，这使得他的为学之工夫论逐步背离了朱熹之学。朱熹认为读书是为了穷理，即作为获取道德知识的手段，而吴与弼主要把读书作为收敛、涵养本心的手段，他说：“心是活物，涵养不熟，不免摇动，只常常安顿在书上，庶几不为外物所胜。”（日录.康斋集，卷十一.）他认为读书只是为了使心安顿在书上，以排除万物的干扰，达到收敛、涵养本心的目的。为了更有效地“识本心”，吴与弼进一步把读书和体验本心结合起来。他在《日录》中，大量记载了他本人在读书中达到“反求吾心”的本体体验的境界。《日录》载：
理家务后，读书南轩甚乐，于此可识本心。
夜徐行田间，虽诵《中庸》字字句句，从容咏叹，体于心、验于事，所得颇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