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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曾国藩能将这种“切己体察”的方法运用到自己的读书学问生活之中，并能将自己一生的求学与修身结合起来，故而，他不仅在学问上能够成为“无学不窥”的旷世之儒，而且在人格上亦能够成为影响后世的“圣贤豪杰”。曾国藩一辈子努力反省自己的言行，提升自己的人格精神，这种德性涵养、人格修炼的目标境界及方法来自于他同样一辈子都追求的学问。譬如他为儿子制订的德性涵养的“日课”为慎独、主敬、求仁、习劳，这些修养的方法、目标均是以儒家的《四书》、《五经》及其后世儒者的解释等相关的学问为依据的，如“求仁”就来自于孔子的《论语》、张载的《西铭》等儒家经典。又如曾国藩甚为推崇、向往的人格境界是“豁达光明之识”、“恬淡冲融之趣”，这种境界也是他在阅读庄子、李白、韩愈、邵雍等诸子百家的诗文中领悟到的。譬如，他在谈读书的体会时说：“弟读邵子诗，领得恬淡冲融之趣，此自（是）襟怀长进处。自古圣贤豪杰、文人才士，其志事不同，而其豁达光明之胸大略相同。以诗言之，先有豁达光明之识，而后有恬淡冲融之趣。……吾好读《庄子》，以其豁达足意人胸襟也。”（致沅弟.曾国藩全集，第20册.家书（二）：959.）庄周、邵雍等人的诗文大大拓展了曾国藩的人格境界，这是通过“切己体察”方法而促进人格、学问一同发展的重要证明。
其二，主静居敬。
自从宋明理学的开山祖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提出“圣人定之以正仁义而主静”以来，“主静”逐渐成为儒家学者重要的德性修养的方法。当然，朱熹等人认为“主静”难与佛道二家工夫相区别，故而又提出“居敬”工夫以代之。曾国藩同样十分推崇“主静”与“居敬”的方法。他曾经将“主静”作为德性修养与读书学问共同使用的方法，而且并不忌讳主静工夫与道家的关系，他曾以十分欣赏的态度认为“老、庄之虚静”（曾国藩全集，第16册.日记（一）.）是重要的修身方法与读书方法。当然，曾国藩十分重视“主静”工夫，首先亦是从人格的德性修养方面考虑的。他十分赞同并且努力实践“静坐”工夫，他认为儒者的静坐应该是“神明则如日之升，身静则如鼎之镇”，他认为这种主静是不同于佛教的冥然入定的，作为一个儒者应该通过主静而发现心中的“寂然不动之体”、并使“仁心不息”。曾国藩在“日记”中记述说：“然则静极生阳，盖一点生物之仁心也。息息静极，仁心不息，而参天两地之至诚乎？……其必验之此心，有所谓一阳初动，万物资始者，庶可谓之静极，可谓之未发之中，寂然不动之体也。”（曾国藩全集，第16册.日记（一）：129.）正由于“主静”能够产生这种“仁心不息”的效果，故曾国藩坚持将其作为重要的人格修炼方法。另一方面，曾国藩又认为主静中产生智性的“明”、“神明”，这正是读书学问的根本条件，因为读书学问所获得的天地万物之理亦是心中的“寂然不动之体”。所以，他提出的“静则生明，动则多咎，自然之理”（书赠仲弟六则·静.曾国藩全集，第14册.诗文：435.），就是指主静者能够在静中保持、呈现自己本有的神明。这种“明”、“神明”正是人的智慧的体现。在这种“明”、“神明”的状态下读书穷理是最有效的。所以，他赞成以“静”作为“穷理之本”（复陈艾.曾国藩全集，第30册.书信（十）：7051.）。“主静”有时又被称为“居敬”，曾国藩常将此作为终身遵行的“为学之方”。他在日记中写道：“是夜，在黎樾乔处论为学之方，无过主敬之要，主敬则百病可除。自后守此二字，终身断不敢稍有陨越。”（曾国藩全集，第16册.日记（一）：45.）如读书学习时其心不能保持“虚静”、“主一”的状态，往往是受名利等各种外在不良因素的影响，只有去除名利之心，方能读书有效率。他说：“凡求强记者，尚有好名之心横亘于方寸，故愈不能记；若金无名心，记亦可，不记亦可，此心宽然无累，反觉安舒，或反能记一二处，亦未可知。”（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曾国藩全集，第19册.家书（一）：303.）当然，“居敬”更主要是一种人格修养的方法，朱熹以居敬为主要涵养工夫的思想对曾国藩影响很深。
其三，存诚工夫。
“诚”在原始儒学、宋明儒学那里，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思孟学派认为“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经过宋儒的进一步发挥，“诚”就成了一个包含宇宙本体论和修身工夫论的双重意义的概念，即如朱熹所说：“诚者，理之在我者皆实而无伪，天道之本然也。思诚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实而无伪，人道之当然也。”在曾国藩的论著中，“诚”仍然是一个包括宇宙论与功夫论双重含义的概念，首先“诚”是宇宙本体概念，他说：“窃以为天地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贤人之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也。”（复贺长龄.曾国藩全集，第21册.书信（一）：3.）由于曾国藩向来是更为关注如何成就为圣贤的功夫论问题，并通过自己日用常行的实践活动去实现“诚”，所以，曾国藩更主要是从成就圣人的德业方面讨论诚。他反复强调“诚”是人的立志躬行之本，他说：“勤字所以医惰，慎字所以医骄。此二字之先，须有一诚字，以之立本立志。”（抵李副郎榕禀报近日军情由.曾国藩全集，第13册.批牍：156.）曾国藩还进一步指出，“诚”既包括“知得透、办得穿，精诚所至，金石亦开，鬼神亦避”的“在己之诚”，又包括与各种不同人打交道的“接物之诚”，所以“诚”在个人的人格修炼中十分重要。“存诚”工夫又是一种人格修养的功夫，那么，人格修炼中的“诚”自何来？曾国藩坚持了朱熹等宋儒的思想，一方面设定“诚”是人心中所本有的“天理”、“寂然不动之体”；另一方面他又强调，“诚”体能够为人所认知与实践，实现“反身而诚”，则必须通过格物、致知的学问，所以“存诚”工夫总是与学问联系在一起的，“存诚”工夫也就是致知工夫。他常常将二者结合起来，说：“格物、致知之事也；诚意，力行之事也。……所谓诚意者，即其所知而力行之。”（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曾国藩全集，第19册.家书（一）：181.）曾国藩本人一直强调“诚意”是以“致知”为知识基础与前提条件，他常常倡导“明宜先乎诚”（君子慎独论.曾国藩全集，第14册.诗文：181.），他通过“自明诚”的阐发，表明学问工夫的“明”最后会体现于“诚”中。这样存诚工夫就成了曾国藩所推崇的一种学问工夫，学问积累与人格修养的方法也就有了相关性与一致性。
（与吴国荣合著，原载《教育评论》2007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