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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守勤有恒。
曾国藩能够在人格修身、学问追求上取得那样高的成就，获得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成就，得益于他终生的勤勉有恒，他坚信“人而无恒，终身一事无成”（致沅弟.曾国藩全集，第19册.家书（一）：358.）。所以，他一直将“勤勉”二字作为自己进德修业的要求。他认为，天下所有的事业，无论是修己治人的人格修养、政治功业，还是学问境界的提升，均须靠日积月累的功夫。他提出：“天下之事，有其功必有其效；功未至而求效之遽臻则妄矣。……是故为学既久，则道业可成，圣贤可到；为治既久，则教化可行，尧舜可至。若是之类，莫不由积日累久而后至，固非骤而及也。”（笔记二十七则·功效.曾国藩全集，第14册.诗文：378—379.）所以，曾国藩将自己长期积累、悉心体验的“八德”之中的“勤”，列在首位。他还进一步提出“勤之道有五”，包括身勤、服勤、手勤、口勤、心勤。他认为：“古之成大业者，多自克勤小物而来。……朱子谓为学须铢积寸累，为政者亦未有不由铢积寸累而克底于成者也。”（笔记二十七则·克勤小物.曾国藩全集，第14册.诗文：386.）修德进业均须依赖于一个“勤”字，但是保持“勤”则须“恒”，所以他又强调“恒”字，说：“天道忌贰。贰者，多猜忌也，不忠诚也，无恒心也。”（曾国藩全集，第16册.日记（一）：384.）而守恒则是进德修业的根本保证，他甚至认为“人生惟有常是第一美德”。没有“恒常”，就会“万事无成”；“德无成，业无成”；一旦坚持守恒，就能够取得进德修业的大成就。他说：“古来圣贤豪杰，何人不从磨炼出来？磨折愈甚，学养愈进。”（复陈筱帆.曾国藩全集，第30册.书信（十）：7350.）只要长期坚持勤恒不息，百般磨炼，就会成为像尧舜、周孔等人那样的圣贤豪杰。
四、 一致的思想方法
虽然人格与学问之间有一系列差别，前者注重主体的修炼，后者注重客观的思考，但是曾国藩认为人格与学问之间又有着内在统一性，譬如说，二者在方法上就有着共同点。也就是说，人格的修养方法与学问知识的方法有着同一性，如果在进德修业的过程中使用同样的方法，不仅能够取得双重的作用，而且会产生互动的效果。
曾国藩讨论得比较多的这一类方法，诸如以下所列。
其一，切己体察。
“切己体察”是宋儒朱熹提出来的一种重要的读书方法。朱熹强调要将“尊德性”与“道问学”结合起来，即通过学问的道路来培植自己内在的“德性”，而“切己体察”就是一种将读书的学问探讨与德性的体验察识结合起来的方法，故而既是一种读书求知的方法，又是一种德性修养的方法。曾国藩对这个方法十分赞同。他在教育儿子曾纪泽时，就以自己的切身体验，用这个“最为精当”的方法启发他：“汝读《四书》无甚心得，由不能虚心涵泳，切己体察。朱子教人读书之法，此二语最为精当。尔现读《离娄》，即如《离娄》首章‘上无道揆，下无法守’，吾往年读之，亦无甚警惕。近岁在外办事，乃知上之人必揆诸道，下之人必守乎法。若人人以道揆自许，从心而不从法，则下凌上矣。……此切己体察之一端也。”（谕纪泽.曾国藩全集，第19册.家书（一）：409.）他认为儿子读书之所以不能深入，没有自己的心得，不能提高自己的思想修身，就是没有懂得朱熹的“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的读书方法。事实上，他认为儒家经典所讲的一切知识学问均是与我们个人息息相关的，故而他对那种不能将书本知识与切己体察结合起来的人，向来是嗤之以鼻的。譬如他说：“《大学》之纲领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了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曾国藩全集，第19册.家书（一）：39.）所以，曾国藩主张通过“切己体察”从而将相关的“格物”与修身相关的“诚意”统一起来，他说：“格者，即物而穷其理也。如事亲定省，物也；究其所当省之理，即格物也。吾心，物也；究其存心之理，又博究其省察涵养以存心之理，即格物也。吾身，物也；究其敬身之理，又博究其立齐坐尸以敬身之理，即格物也。每日所看之书，句句皆物也；切己体察穷究其理即格物也。此致知之事也。所谓诚意者，即其所知而力行之，是不欺也。”（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曾国藩全集，第19册.家书（一）：39—40.）这种“切己体察”方法，将人格修养与学问积累结合起来，产生互动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