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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精神与中国文化——中共中央党校“领导干部国学大讲堂”
书院是中国古代形成的一种十分重要的文化教育组织。www.Pinwenba.com从唐中叶至晚清，书院经历了千年之久的漫长历程。书院制度是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教育制度最具特色的方面，尤其是古代私学制度发展的结果。它一产生，就受到历代贤士大夫及民间乡绅的重视和支持，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历史文化现象。
中国书院盛行千年而不衰，也受到当代学者、教育家的推崇。究其原因，来之于书院制度本身，尤其来之于它的内在精神，这种精神是书院文化的精髓。在这里，我们力图对书院精神作一阐述，既是为了深入了解这一中国文化的历史现象，也是希望寻求这一历史文化的现代意义。
一、 书院精神与儒家之道
书院的文化特质与精神传统来之于儒家之道，如果说，寺庙是佛教文化的标志，宫观是道教文化的标志，那么，书院则可以说是儒家文化的代表。因而，要了解书院的精神特质，首先就要理解儒家之道；只有理解了儒家之道，才能理解儒家士人的价值观念、生活理想、审美情趣。而他们所创建的书院，正是他们的价值观念、生活理想以及审美情趣的体现。
士人是古代书院的创办者、主持者。根掘儒家的思想，士人文化使命应该是以“道”为志。这个“志于道”包含着两重意义：第一，用儒家的文化理想（“道”）改造社会，走治国、平天下的道路；第二，用儒家的文化理想（“道”）改造自身，走自我道德完善的道路。这也就是孟子提出的“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基本价值观念和人生理想。
因此，士人创办书院总是声明是为了“传道”、“求道”，而“道”实质上总是包含着双重意义：既是士人晋身官僚队伍以“兼善天下”的治国之本，也是士人隐退官场以“独善其身”的修身之本。这样，道就具有了双重特性：一方面，道要具有世俗性，它必须和社会政治、日用伦常保持不可分割的关系；另一方面，道要有超脱性，它能够满足士大夫所谓“独善其身”的精神超越的需要。南宋时期最早创办书院的理学家胡宏说：
贤者之行，智者之见，常高于俗而与俗立异。不肖者之行，愚者之见，常溺于俗而与俗同流。此道之所以不明也，此道之所以不行也。
如果是道仅有超越性，即会“常高于俗而与俗立异”；如果道仅有世俗性，又会“常溺于俗而与俗同流”，这都不是儒家学者所追求的道。而只有“不与俗异，不与俗同”，也就是既有超越性、又有世俗性，才是书院所探求的道。胡宏所以创办书院讲学，并且倡导这种道的精神，他显然认为，道既是中国古文化的精要，也是书院精神生命的所在。
因此，书院能够成为儒家士人的精神家园，完全在于它是儒家士人的修道之所。士人们总是把书院作为广泛的文化活动场所，他们在此研究学术、传授学业、校勘经籍、以文会友、祭祀先师、收藏图书、修身养性等，从这个意义上，可以把书院看作是儒家士人的文化教育组织。但是，士文化的内核是他们所关怀的道，书院作为士人文化教育组织的根本点即在于它是儒家修道之所，它具体的文化活动，都是围绕着这一点而展开的。
以道为精神内核的儒家文化，广泛地体现在书院的建置、规制、学术、学规等各个方面。这里，主要从书院的建筑和环境(外在物质文化)和建院宗旨(内在精神文化)两个方面，对作为儒家文化的书院作一解析。
首先看第一个方面。书院的建筑及自然环境是最直接的物质实体形式，儒家的全部文化教育活动必须借助于它才能展开。书院建筑及环境配置作为书院物质文化的意义，不是由于它的砖瓦材料和建造工艺，而在于它融入了儒家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人生理想等文化观念，即融入了儒家之道的观念。
士人们创建书院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超世脱俗的精神追求，因此，书院创建者总是把书院建在僻静优美的名胜之地。白鹿洞书院在江西庐山五老峰下，唐代大诗人李白至此曾发出赞叹：“余行天下，所游览山水甚富，峻伟奇特鲜有能过之者，真天下之壮观也!”岳麓书院在湖南长沙岳麓山下，而此地素有“岳麓之胜，甲于湘楚”的美称。嵩阳书院在河南嵩山脚下，那里正是著名的五岳之一。石鼓书院在湖南衡阳石鼓山回雁峰下，此又“奇崛耸拔，中高而外秀”，也是隐居读书的好地方。士人不仅注重对书院的外部自然环境的选择，还十分注重书院内部环境的建设。他们总是在书院建筑群周围种植竹、桂、松、梅、兰等植物，并参差配置亭、台和小桥流水，构成“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书院园林。清代岳麓书院还建置了“八景”，它们是风荷晚香、柳塘烟晓、桃坞红霞、桐荫别径、竹林冬翠、花墩坐月、曲涧鸣泉、碧沼观鱼。士人们这样刻意追求书院的自然环境，充分体现了他们的生活理想、审美情趣。他们努力追求超世脱俗的精神境界和自我道德完善，总是把置身于宁静闲适的大自然、寄情于山水作为自己的生活理想。自然恬淡的心境和宁静幽美的山水悠然合一，也是人和道的悠然合一，这正体现了“道”的超越性的一面。
另一方面，儒家创建书院又有世俗性追求的一面。因为儒家的“道”从来就是和世俗的社会政治秩序联系在一起的，这一切又会反映在书院建筑之中。如果说，儒家士人们把书院建在山林是体现道的超越性，而其秩序谨严的书院建筑又分明地体现了道的世俗性，这正反映了创办书院的士人总是“其身虽在山林之中，其心无异于庙堂之上”。一般而言，每一所书院都是包括讲堂、斋舍、书楼、祠堂在内的建筑群，这个建筑的总体格局都遵循纲常礼教的严谨秩序，那贯穿全院的中轴线、每个殿堂厅房所居的位置、每座建筑的形状装饰等，都必须服从于纲常礼教秩序。那些有幸获得朝廷赐额、赐书的书院，总是把帝王御书的匾额置于书院最显著的位置，为保存赐书的“御书楼”，又是书院建筑群中位置最高的楼阁建筑，以显示皇权的威严。书院内部的门柱四壁上还嵌刻、悬挂有“忠孝廉节”、“整齐严肃”等各种院训学规，使书院师生置身于一种浓重的政治伦常的观念和秩序之中。这一切，正是道的世俗性的一面。
可见，书院建筑及环境作为书院物质文化，正体现了儒家之道的双重意义和特性。在风景秀丽的山林修建严谨的礼教秩序的书院建筑，这正是儒家文化生动、形象的体现，是儒家之道的象征。
其次，我们还将从书院的创建宗旨，即其内在思想观念方面，看书院是如何体现儒家文化的特点的。儒家士人创办书院时，常常以求道、传道相标榜，反对以科举利禄为办学目的。因此，进行独立的学术研究、学术传播就成为儒家士人们的精神追求。张栻在《潭州重建岳麓书院记》中，把传道和科举利禄对立起来，因为他在书院所探求的道具有“与天地合德，鬼神同用，悠久无穷”的超越性，正是这种超越性使士人能够摆脱现实功利的引诱，体现出一种超世脱俗的独立精神。所以，士人们总是把书院看成是求道、传道，即独立研究学问的安身立命之所。早在唐五代书院萌芽时期，一批文人学士或因战乱频繁、仕途艰险，或因官场倾轧、政治黑暗，故而隐身山林，读书自学，并把自己的隐身读书之所称为“书院”。可见，书院从萌芽之日起，就和士人“独善其身”的生活道路联系在一起。以后，书院演变发展为一种文化教育机构，隐身山林的学者士人不仅自己读书治学，还要传道授业、培养新一代士人，但这并没有改变士人创建书院的初衷：作为一种独善其身的人生道路的选择。所以，历代创办或讲学书院的士大夫们，往往是那些不愿失身官场黑暗的隐居者，以及因种种原因而仕途艰难的失意者。他们往往会把书院看成是逃避现实政治的场所，以实践孔子“无道则隐”、孟子“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观。宋、元、明、清的大量书院，就成为这些士大夫隐身求学之所。
但是，道本身又包含着世俗性的一面。张栻在为创办岳麓书院所作的记中也肯定，道就体现在“目视而耳听，手持而足行，以至于饮食起居言动之际”。那么，士人不同于宗教僧侣之处就在于，他们决不会在完全的超世脱俗中获得满足。他们的精神追求，最终必须和社会政治、日用伦常的世俗生活联系起来。所以，士人又往往不能不正视科举考试，因为科举考试是他们步入政界、治国平天下的唯一途径。这就产生了书院文化的一个最奇特现象：它常常高举反对科举之学旗帜，但又从来没有真正摆脱过科举的影响和控制。在书院千年的办学历史中，科举之学似乎并没有在书院销声匿迹，恰恰相反，随着书院史的发展，科举之学的影响也日益严重。就是那些理学大师，也不是绝对阻止生徒参加科举考试，取得出仕做官的机会。宋代理学家陆九渊在白鹿洞书院大讲“义利之辨”时，他也认为：“科举取仕久矣，名儒巨公皆由此出，今为士者固不能免此。”因为士人只有投身于科举考试，才能取得做官的资格，也才能实现他们以“道”济天下的文化理想。
所以，士人们又把书院看成是晋身官场、踏入仕途的阶梯，没有这一点，书院文化同样不能得到完整体现。事实上，士人从来就是把做官显身视为最高的人生理想，即使隐居山林读书治学也不会绝对放弃出仕的机会。他们或是因为受到朝廷冷落，或是不愿与黑暗政治势力同流合污。但是，只要重新受到朝廷起用，或是一旦朝廷“圣明”，他们还是会出仕做官的。那么，通过创办书院讲学，标榜“求道”、“传道”，完全是与儒家“兼善天下”的治平之路联系在一起的。
一千多年来，书院之所以不断得到儒家士大夫的推崇，并受到后世文人学者的极其向往，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书院精神与儒家之道的内在联系，儒家之道在书院文化及书院精神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