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现代中国书院的功能：以岳麓书院为例 (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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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条架通传统与现代的复兴之路上，既历经艰辛，又收获成果，其中有不少值得思考的话题。我们认为有两个问题值得总结：一是关于传统与现代的结合问题；二是现代岳麓书院多功能的互动性问题。

（一） 关于传统与现代的结合问题

有关传统和现代相结合的问题，是一个老而常新的问题，可以说，从中国步入近代化的19世纪中叶开始一直到现在，它都是一个激荡人心而又极具争议的问题。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一个没有中断五千年文化历史的民族，然而在近代自我更新的进程中，它受到了西方外来文化的猛烈冲击，加上腐朽的清朝廷已经失去了包容外来文化的大气和从容，中国传统文化遭到了严重践踏和遗弃。美国汉学家列文森曾用“博物馆化”这个词来形容中国传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只是现代中国人满足情感需要却没有实用价值的古董。

传统文化在社会近代化中的尴尬遭遇同样体现在古代书院身上。戊戌变法以后，书院制度逐渐被强行废止，并采用西方教育模式进行了改革。从历史角度讲，书院改学堂对中国教育以及学术文化思想的近代化起到了正面的作用，因为它顺应了中国教育近代化发展的趋势，同时满足了社会对不同层次人才及高质量人才的需求。但是这一改革过程忽略了书院自身的传统，从而导致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割裂，而新的“大学”了无本土文化的根源，致使大部分历史上成绩卓著的书院都成了文化遗迹。近代大学的这一弊端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就被许多有识之士所指出。毛泽东在1920年起草的《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指出“从前求学的地方在书院，书院废而为学校，世人便争毁书院，争誉学校。其实书院和学校各有其可毁，也各有其可誉”，并主张“取古代书院的形式，纳入现代学校的内容，而为适合人性，便利研究的一种特别组织”。胡适则从书院的文化精神的角度阐发了书院的现实意义，他在《书院的历史与精神》中论述了书院的三种精神：代表时代精神、讲学与议政、自修与研究，并期望用书院“刻苦与自由思索”的精神重振学风。这些观点不仅从理论上对书院的历史价值做了重要的总结，而且开启了从实践的角度复兴书院的工作。上世纪20年代初，清华大学创办了国学研究院，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认为国学研究院其研究精神与古代书院是一脉相通的，它无书院之名，而有书院之实；30年代末，著名国学家马一浮在四川创建复性书院，50年代初，国学大师钱穆又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致力于国学传统的研究与传播。所有这些努力，都显示了书院与国学的内在联系。我们在复兴岳麓书院的过程中，也在复兴国学的研究与教学。我们相信，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际、中华文化现代重建之时，我们完全可以借鉴前辈们倡建书院的历史经验，做好书院传统的转换、创新工作。

首先，我们是在修复岳麓书院的同时也恢复了其中的传统国学的研究与教学。岳麓书院的御书楼仍是我们的古籍图书馆，古代斋舍是我们的研究室，古人讲学的明伦堂仍是我们给研究生授课的场所；我们还经常在朱熹、张栻“会讲”的地方邀请各个领域的知名学者作学术论坛。这样，作为历史遗迹、教育博物馆的岳麓书院都被现代学者教授们激活了，成为当代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的基地，被人们赞誉这是一个“活的博物馆”。而另一方面，岳麓书院师生每天在如此厚重历史文化的环境里从事国学研究，沐浴着千年来积淀的学风，自然会受到岳麓书院的学术传统、教育传统的深刻影响。这体现在学科建设的研究方向上，那些原来是古代岳麓书院学术传统的内核，均成了岳麓书院的专家教授们培养人才、学术研究的重要方向。同时也体现在对岳麓书院的教育传统、教学方法的吸收上。岳麓书院千年办学的传统传而不辍，留给我们极其丰富的教育传统与教学方法，为现代岳麓书院的教书育人提供了理论指导。譬如，书院长期以来形成的诸如名师主讲、不同学派或学术观点的学者会讲、师生课内课外的问难论辩、注重学生的自学领悟、教师指导学生如何读书等教学方法为书院师生提供了一个灵活宽松的教学环境，对今天岳麓书院教授们如何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创造型研究人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然，今天岳麓书院在许多方面有其不同于古代书院的地方。最突出的，首先是今天岳麓书院的教育活动被纳入到现代高等教育体制中来，成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今天，岳麓书院已经获得了历史学、哲学的本科、硕士、博士三级人才培养和学位授予权以及历史学博士后研究。在现代化发展背景下，岳麓书院在不断整合多学科优势，开展系统的国学研究，探讨中华传统学术的现代重建。

（二） 现代岳麓书院多功能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