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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汉民：西方讲古典学也有感情因素。
姜广辉：是啊。我们经常说的一些带“国”字的词汇也都有感情因素，比如祖国、国旗、国歌等，难道因为“有感情因素”就一定会“导致非科学理性”，就要把这些词汇废掉?我们承认“今学”对于国家独立和富强起了很大的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我们权且用这个“今学”概念)，但不能因为“今学”有这么大的作用就认为可以完全取代古典学。古典学仍旧有它的意义在。这个意义在哪里?我觉得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讲：
第一个方面，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问题。中国传统文化有几千年的历史，是一种辉煌灿烂的文化，一种在四大文明古国里唯一没有中断的文化。传统文化里面有没有寄托中华民族的价值和感情的文化内涵呢?答案是肯定的。我最近看程颐的文集，他有一段话大意是说：你要自己有家，别人的家再好，你也不会舍弃自己的家而跑到别人的家里去。有些儒者之所以跑到异教中去，是因为自己没有体认到儒学之道。我觉得程颐的话说得很好。有的学者写书，说孔子是“丧家狗”。其实我们想一想，到底是孔子是“丧家狗”，还是我们自己是“丧家狗”?没有精神家园，这是我们现代人的问题。
第二个方面，对当今教育改革的反思提供一些思路。刚刚过世不久的钱学森教授在病床上的时候，温家宝总理多次去看望他。钱老向温总理多次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教育为什么培养不出来杰出的人才?这个问题是值得认真反省的。
我们回顾历史，唐、宋、明、清几个大朝代，差不多都有三百年左右的历史，所出的一流名人的数量大致与各个朝代的存在年数相当，检点各朝的历史人物，总能检点出二三百位的著名学者和文人，他们都有传世的著作。而且每个朝代都有非常著名的“超级”大师。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就培育不出可以与之媲美的杰出人物来呢?在我看来，这与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肢解有很大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被肢解成哲学、文学、历史等，这就像瞎子摸象，每个人都只接触到它的一部分，而不知其全貌，没有得到传统文化的全部营养，所以要成就大师级的人物就很难。而且现在的趋势，从全国的许多文科的教学和科研机构看，是一代不如一代。这样的教育体系应不应该反省，应不应该改革呢?
现在高校重新考虑中国古典学的学科建设，意义非常重大。关于学科的名称，究竟叫什么好，我认为“国学”还叫“国学”，后面可以加个括号，即“中国古典学”。或者，将“中国古典学”简称为“国学”。用“中国古典学”来界定“国学”。没有必要因为提倡中国古典学而废掉“国学”的称谓。至于“国学”或者“中国古典学”应不应该设一级学科?我认为非常应该。但为了慎重起见，可以在某些院校先试行起来。
朱汉民：林先生和姜先生都赞成“中国古典学”这个概念。其实中国古典学也是借鉴了西方古典学的用语。接下来请李老师来谈谈。
李清良：西方古典学的兴起比较早，从希腊化时期就已开始，经过文艺复兴之后更加兴盛。发展到后来，它跟中国的经学有非常类似的问题，也有考据和义理之争。有注重文献、校勘、注释的，也有注重发挥义理的，认为如果不管义理，那就跟现实生活脱节了。尼采24岁就成了古典学专业的教授，他就是主张义理的。与当时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注重考据的古典学家维拉莫维兹(Wilamowitz)发生了争论并且产生了重要影响。德国古典学的传统，就是既重视对古典文献的研究、注释、校勘，也非常强调其中的义理并且据此来对现代性进行反思。所以德国思想非常发达，这与他们非常重视古典研究是密切相关的。
古典学的研究在西方从未间断过，因此他们的思考总是有基础，有根本。从西方哲学的角度来举几个例子。哲学诠释学的代表人物伽达默尔，他是海德格尔的学生。海德格尔对古希腊的解释并没有得到学术界的承认;伽达默尔则专门花费了时间从事古典学的研究，后来通过了国家考试，成了一位古典学专家，是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研究专家，非常厉害，得到了古典学圈内的承认。他在古典学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他的哲学诠释学，与古希腊智慧联系起来，尤其是与经过他重新诠释的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柏拉图的对话辩证法联系起来，他的基本观点就基本上能够为学术界所接受。这是因为他本人就是西方古典学专家。
此外，最近几年我们开始注意到法国著名哲学家列文纳斯。他是法国人，曾经在德国跟随胡塞尔、海德格尔学习过。他是把德国的现象学介绍到法国的第一人。但他在海德格尔的基础上讲出了另外一套理论，即“为他者”、“爱他者”的哲学，并且提出不是存在论而是伦理学才是第一哲学。他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并且是犹太民族的经典《塔木德》的研究专家。几十年来他担任一所师范学校的校长，不仅在学校中推行犹太经典的教育，而且在研究《塔木德》的学术圈子中差不多每年开年会都要提交论文。举这些例子，都是为了说明，哲学思想的创造性，与古典学的研究是分不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