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国学即中国古典学 (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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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讲，古典学对现代社会的意义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古典经典凝聚着一个民族的各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并且是经过历史的淘汰与锤炼的经验与教训。如果我们围绕着古典学来继承和发展，就使得每个人都不是凭着个人的私智小慧，而是依赖整个民族的历史经验和集体智慧来思考、决策和行动。

第二个方面，古典经典是对整个民族智慧的积累、参与和反思的一个公共平台和公共空间，也可以说是精神家园，因而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它把大家的思考尤其是把历代的思考和智慧都汇聚到这个中心点上来，从而可以使一个民族的思想发展有始有终，有线索可寻。最重要的是学有传承，思有传承。我一直在反思，西方哲学为什么有这么强大的创造力?我觉得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一直有传承。一有传承，整个民族的文化就不是凭借个人智慧，而是凭借一个庞大的公共空间和全民的集体智慧来发展。现当代的中国思想文化的传承味道不浓，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以经典为主轴来形成和发展我们的思想。用孟子的话来说，一个民族的学术发展，如果有传承、有这个公共空间的，就是“有本者”，就能够“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而如果没有以经典为根本的，就像七八月的雨水是突然来也突然去的，虽然在下雨时“沟浍皆盈”，但“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没有传承，就什么都是零散的，片断的，不能深入，也没有什么力量，不能发挥什么作用。

第三个方面，古典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还在于它是永远不可能被完全占有的思想源泉与典范。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一个时代，敢说自己完全理解了经典，发挥了经典的全部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讲，经典可以说是一个“绝对的他者”。经典不仅是我们思想的基础，它还可以映衬出我们的相对性和有限性，从而使我们总是能够不断发展。

这三个方面中，前两个方面是使一个民族的创造力得以强大亦即“可大”，后一个方面则是使这种创造力得以持续不断亦即“可久”，三者合一，就是使民族文化的创造力“可大可久”。其实不仅是对于整个民族、国家而言是这样的，对于个人而言，同样如此。把中国古典学作为一级学科来建设，确实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

朱汉民：确实如李老师所言，“国学”或者古典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整个民族的精神家园，是促进我们不断向前发展的精神动力。下面请吴教授谈谈。

吴仰湘：“国学”一词，原指我国古代由朝廷设立并直接管理的高等教育机构。到了晚清，由于西学潮涌而入，加上欧化论日盛一日，不断有人从新的意义上来使用“国学”，用来泛指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思想乃至价值体系。民国以来，这种被赋予新义的“国学”名词，迅速在全社会流行起来，但是其间并没有经过科学的界定。习俗相传的“国学”，有时指中国传统学术、文化、思想(整体或局部)，有时又指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思想开展研究的学问。这样的概念相当含混、游移。有鉴于此，当要表示后一种义蕴的“国学”时，只好改用“国学研究”或“国故整理”。今天继续使用“国学”这一概念，与当今的学术文化与教育体制更是不相适应。事实上，“国学”这个名词，民国时期就曾经引起过很大的争议，当代也不断受到质疑。前段时间因为申报“国学”一级学科，更是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正是因为“国学”一词过于模糊、陈旧，有人提出了“大国学”、“新国学”的说法。然而，这些新的概念比“国学”更为宽泛、含混，不易获得学术界的广泛认同，也更难以纳入现行的学科体系之中。

1923年，梁启超在东南大学国学研究所演讲时，提出可以开展“古典考释学”的工作，即“将所有重要古典，都重新审定一番，解释一番”。近些年来，国内也有学者借鉴西方的“古典学”概念，提出“中国古典学”一词，将它界定为研究先秦秦汉时期中国古代文明的学问，并主张将“中国古典学”作为“国学”的一个分支。我个人认为，我们可以借助梁启超等前代学者的提示，借鉴西方“古典学”的界定方法，把研究以古汉语为工具记录的文献的学问称为“中国古典学”。当然，这只是一个粗浅的想法，如何完成“中国古典学”的正名与定位，并且建立起一套相对完备的学科体系，还需要作大量严谨、详细的论证工作。

朱汉民：我们今天在岳麓书院探讨这个话题，其实也有特别的意义。书院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一千多年前就开始在研究、传授中国传统学术。我们今天在这里学习、研究传统文化和学术，可以说是对岳麓书院一千多年学术传统的承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