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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服骑射”这个典故产自河北邯郸那片土地上。
赵武灵王开了引进“异族”服装的先河，着胡服不是贪图潇洒漂亮，而是窄袖短褂利于马上征战，赵国当年拥有一支能打硬仗的骑兵师。服装的改革带来的是军事力量的强大，使得地不大物不博的赵国跃居“七雄”之一。战国七雄和今天的“G7”差不多，都是列强。“G7”是西方七个主要工业国家：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去掉加拿大，再加上沙俄和奥匈帝国，就是当年杀掠北京城的八国联军。
唐代流行的男装是圆领，长袍大袖，“幞头纱帽”。幞头是用深颜色的布帛把头包起来。几十年前，太行山和陕北部分地区的男子时兴用白羊肚手巾包头，但是包头的方法有区分。太行山区把白手巾由头顶挽向脑后，看着朴实憨厚。陕北的包法则多一份生动，由脑后向前挽，在天庭上方打出一个翘起的飞结。近几年这样的装束很少见了，可能过时了。但在闹市的大街上，偶尔又能见到用五彩布包裹着头的“快乐男生”飘摇而过，这是新变种的另一种“幞头”。唐代女子的妆理多英姿，尚胡服，尚男装，窄袖长裙，遥想当年，这样的奇女子长安街头踏歌行，实在是无限的妖娆。
“唐装”这个词，指的不是唐朝的服装，是外国人对中国服装的通称，和“汉语”一样，取的是外国人的视角。唐朝太强大了，至今让外国人心有余悸，中国人住的地方叫唐人街，穿的衣服叫唐装。但今天流行的“唐装”和唐朝一点关系都没有，细追究起来，和清朝的马褂稍有些关联，丝绸织锦面料，对襟中开，手工组织的盘扣。
中山装是孙中山先生亲自主持设计的，第一套制服出自大裁缝黄隆生先生之手。据说在设计的初衷里，中山装的“细节”是很有些讲究的，前身四个带盖的兜代表国之四维“礼义廉耻”，门襟五粒扣子是五权（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监察权）分立，袖口三粒扣子是三民（民族、民权、民生）主义，*主席后半生喜欢穿领子和袖扣稍改良了的中山装，国外媒体的称谓是“毛氏制服”。建国后的一个时期里，部队的军装也是这样的款式，布料是黄绿颜色，区别在上装，军官四个兜，士兵两个兜。估计这款军装的设计者没弄明白中山先生关于兜的理念，要是明白了，士兵也会四个兜的。
服装不是小事情，是一个朝代的精神特征，是时代气息。唐朝的中国服装是大国心态，放松、自在、随意、自得。日本的“和服”源自唐朝，“韩服”取材明朝。在日本、韩国和朝鲜的隆重日子，他们是穿“民族服装”的。如今我们国人富裕了，实现了*主席说过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成群结队地出国旅游。但走在国外的大街上，见到身着西装的一排东方男子，一望便知是咱的同胞。
在服装上，我们没有了传统。丢失传统的不仅是服装，太多的东西混淆着，杂芜着，“推陈出新”着。大事不说了，也不敢说，只说百姓过日子的两桩事。婚礼是红事，新娘却穿着白色的婚纱。白事是葬礼，在过去极讲“礼数”的这件事，如今在农村，真假和尚道士，民乐、军乐、流行歌曲熔为一炉，煮着一锅大烩菜。老百姓怎么过日子，叫民风。民风就这么“包罗万象”着。香港一位经济学家说，中国模式是没有模式，是去模式，一切都在摸着石头过河。这话听着不太悦耳，却也藏着几分道理。摸着石头过河是三十年前的政治智慧，但摸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1998年4月，我接手《美文》杂志的编辑工作，心里没谱，一天，向平凹主编“问政”。他告诉我：“现在的国策是摸石头过河，咱也摸着走。但要思考两点：一是摸什么样的石头。二是讲究点摸的手法。”（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