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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时间，我们努力地想忘记他。
我们不提他的名字。
相当长一段时间，我真的差不多把他忘记了。我们不知道他关在哪。有人说关在上海的一所监狱里，也有人说是在苏州，还有人说他是关在青海或者新疆。没有人知道他真正在哪。既然他那样死不改悔，我们为什么又要关心他的死活呢？只要他悔改了，我们全家的压力也小一点啊。
我们都有些恨他。
相比之下，我们越发地想念高强。
高强一年后，才回来探亲。我们看到他明显地长高了，瘦了，人也黑了。他告诉我们，他在黑龙江一个县里的一个农场。在那个农场里，过得还不错（我们后来才知道他说的并不是实情）。他所在的那个生产队，秋季分配，全队二百五十六口人，分配的现金总共不到一千五百块钱，平均每人不到六块。夏季分配，现金只有不到八百块，平均每人三块钱多一点，时间是六月到九月，三个月。队里最强壮的单身男劳力，每年现金分配也到不了一百块钱！有三分之一的家庭，扣除口粮钱，基本没有现金分配。至于口粮，夏季分配（小麦），三个月口粮最高不超过九十斤；秋季，加上一半红薯（五斤顶一斤原粮），每人最多不超过三百斤（主要是玉米和高粱）。这些，还都是原粮。好在他们是住在知青点，粮食不够吃，最后队里会想办法补足。知识青年，是一个很特殊的群体。在最后风起云涌的回城那段时间里，他们那个小队里简直就成了土匪窝，经常偷鸡摸狗，无所不为。高强没能回来。当然，这是后话。
在那样的年代里，人们对男女关系是非常保守的。除了是已经结婚的夫妻，一般的男女是不可以有任何亲热的举动的，哪怕他们是恋爱中的对象。即使是夫妻，他们也不可以在外面有什么亲热的行为。一切行为，都应该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至于夫妻关系以外的男女关系，一经发现，那是非常可怕的。但是，再严厉的法律（那时候其实是没有法律的，公众的普遍认知，就是法律），也压制不住人性。高强和叶莉莉，就是这样的。
他们马上就粘在了一起。
高强加城探亲，总共只有二十天的时间，但是，却有十三、四天是和叶莉莉一起的。他们的行踪，肯定是引人不少人注意的。母亲也是一个道德感很强的人，但对高强的行为却没有多加管束。
她变得很软弱。
一方面，当时我们那个社会普遍的很闭塞。除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上的声音之外，我们没有其他的消息渠道。我们对整个国家情况的理解，是混沌的。我们理解的只是一个概念。我们知道在中央，有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以毛主席为主的革命路线，另一条就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这条路线上的坏人很多。但是，坏人总是被打倒的）。另一方面，各种小道消息满天飞。人们都是在私下里说，谁也不敢摆到台面上。大家都知道危险，非常的紧张。
我记得有一年，说是要查反标，形势非常紧张。据说，有一些地方，出现了很多的反动标语，还有一些诗歌，在地下流传。许多年后，我读过据说是当年曾经很流行的一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