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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段时间，我们非常思念一个人。
这个人其实是我们过去非常不待见的。
我们所以思念他，是因为突然发现他其实很光荣。他不仅光荣了他自己，还光荣了我们一家。我们逢人必提高强。是凡家里来人，母亲一定对人家说，高强插队了，到了黑龙江的一个农场。当时，年轻人除了当兵，就是下乡插队最光荣。别说我们这样的家庭了，就算是成份很好的工人家庭的子女，也很少有参军的机会。
姐姐很羡慕哥哥高强。
我也羡慕。
在我眼里，高强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插队（我并不很清楚“插队”的意思，但我也知道，那就是到农村里去劳动。可是，它对我还是有强大的吸引力），而是去了一个天堂。我根本不知道天堂的样子，但他去的地方，一定就是天堂。天堂里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充满了无限的乐趣。如果不是天堂，为什么大家那样强烈地要求下乡呢？至少，有一点是我们所羡慕，那就是到了乡下，可以吃饱大米饭。能够每天吃饱，这本身该是多大的幸福啊！
父亲对高强是有过担忧的。毕竟，黑龙江离我们这个城市，相距有好几千里地。但是，母亲对他的担忧给予了非常严肃的批评。她认为他这样的担忧是不健康的，有害的。如此一来，父亲也就不吭声了。她的积极，左倾，让他刮目相看。他们之间由于长时间的分离，心与之间变得非常的遥远。因为遥远，而变得冷漠。他们变得不再像夫妻了。他们真的就像是一个单位里的男女同志，很客气。除了谈些有关革命的内容，他们之间，简直无话可说了。他们没有一点的私情。
“没有什么好说的，”母亲后来对我说，“那个年代的人，大多都那样。我自己的出身不好，家里又出了你哥那样的事。我们只有表现得比我们更革命，更积极，更坚定，更彻底，才能取得别人的信任。”
我能理解，那是一个疯狂的年头，缺乏理性。
“只有表现得非常‘革命’，你才能生存。”母亲说。
为了减轻罪责，我们家甚至表态和哥哥高枫划清了界限。父亲在单位里，写了“决心书（也是检讨书）。他的文化不高，一张大白纸上用毛笔写得歪歪歪扭扭的，大意就是他生了一个现行反革命的儿子，罪该万死。他表示，要坚决和他划清界限。高枫不再是他的儿子了。他们彻底决裂了。他是他的敌人，更是全国人民的敌人。他对他的判刑，拍手称快，毫不怜惜。在学校里，我和姐姐也写了“决心书”。
我们必须要表明我们的态度。
对于高枫，我们当时一直不理解他为什么会那样的反动。他的反动不仅是顽固的，而是猖狂的。据说，他用刀割破自己的手腕，在墙上写了许多的反动标语。他那样的年轻，居然如此的疯狂。我们在心里不仅不能理解，而且很气愤。我们不能原谅他。是他，让我们在整个院子里都抬不起头来，背负了很沉重的包袱。我们希望他能回头，可是他却义无反顾，一路地反动到底。他让我们觉得陌生。他简直就不像是我们家的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