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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说，毛主席去世时的悼念大会，选择在一个广场上，人山人海，到处摆放着白花和黑色的挽联。
悲伤就像潮水一样，把所有的人都淹没了……
其实，那时候我已经初中毕业，进入了高中。但是，我并没有上学，因为我生病了。弟弟也上初中了。姐姐进了国棉三厂，当了纺织女工。
“你们很幸运，”母亲说，“好与坏都是相对的，你姐姐差一点就也去插队。”
母亲这样的感慨是有道理的。伟大的上山下乡运动，从开始时热血青年争着报告，到后来人们害怕下乡，时间并不长。姐姐差点就也下了乡，如果当时不是因为家庭成份。其实这就是因祸得福。我还记得当时的报纸上的评论是这样写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
号召下，近半年来，在全国出现了一个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广大知识青年，满怀革命豪情，奔向农村，奔向边疆，踏上了和贫下中农相结合的康庄大道。他们这种革命行动，值得鼓励，值得称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家落户，是一项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革命措施，是关系到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大问题，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百年大计，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大革命。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是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大战场，是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大学校。知识青年在这个大战场和大学校中，可以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农村资本主义势力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风俗冲锋陷阵，可以为彻底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大显身手，可以在思想革命化的大道上奋勇前进。总之，可以大有作为，而不是小有作为，更不是无所作为……
农村的天地的确是广阔的，但它同时也是贫穷的。知青们很快就厌倦了那里。慢慢地，越来越多的人，怀念城市。他们中的一些人，想方设法地回来。最先是一些有背景的子女们回城，没有关系的就想办法装病，留在城里。还有一些人，就送礼，争取回城的指标。一些女知青，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贞操。她们中的一些人的命运，就掌握在大队书记、公社书记的手里。即使不能回到原来生活过的大城市，至少也可以到当地的县里，或者市里。
高强是再不能回来了，他在当地结婚了。他插队到第三年的时候，就爱上了我的嫂子。嫂子就是当地的，土生土长的农村姑娘。中等个头，有一张红红的脸。她粗手粗脚，有力气，做农活很有一套。她心直口快，想法简单，没有什么弯弯绕。据说，是她主动看上了哥哥高强。
对二哥高强来说，他下乡以后，就没有指望能回来。尤其是看到别人想方设法回城，他不但没有动同样的心思，相反，他更加地死心塌地的“扎根”了。以他那样的身份，他知道是没有机会回城的（其实最后是有的，他只是没有看到那一步）。他相信自己也没有可能爱上别的城市女知青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没机会被别人爱上。我后来更愿意相信，他是处于一种性饥渴状态。他跟别的知青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他是有过那种经历的人。他和叶莉莉的关系，也在变淡。本来他们就不是正常的男女关系，相距那样远，当然是要断掉的。叶莉莉是个受不得冷清的女人。再说，她也未必把高强看得很认真的。他们之间的关系，注定是短暂的。
我们一家在得知高强恋爱的消息后，并没有特别的反对。当然，主要是父母保持了出奇的冷静。我想，开始时母亲心里肯定会感觉有些意外。可是，她慢慢地冷静，并且接受了。她觉得，也许高强留在那里，一辈子生活在那里，未必就有什么不好。
“谁会想到呢？”母亲后来一直重复着这样的话，“谁也没有想到，后来会发生那样大的变化。”她这样说，我知道她其实是后悔了，为二哥高强惋惜。一旦成了农民，再回城，那就太难了。而且，从此他们母子是天各一方。长子从这个人世上消失了，次子又远在黑龙江，她感觉就像一个饥肠辘辘的人，好不容易做出来的饭，都被人别人端走了。而且，有人是把雪白的大米饭，倒在了地上。她害怕后面的子女，也都像前面的一样，从她眼前消失。所以，姐姐进了纺织厂，对她是个很大的安慰。她相信她再也不会离开她了。
高强先是一年回来一次，后来是两年回来一次，再后来是三年回来一次。当他有了三个孩子以后，就很少回来了。光是路费，对他来说就是一种沉重的负担。他的贫穷，让我们都感到难以想像。一段时间，我们全家给他寄钱、粮票（他在农村，居然要我们寄粮票）、布票。在我们眼里，他一家就像是难民。虽然我们生活得也不富裕，但是，我们总是很努力地接济他。母亲号召我们节省、节省、再节省。“我们省下一点，可以帮助你二哥一家。”母亲总是这样说。她对二哥一家的关心，甚于对家里所有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