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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一年级那年，我生了一场大病，或许应该说，我开始生一场大病。大人们把它称作心肌炎。父亲为此忧心忡忡一直到我长大成人，但我的记忆里并没有什么特别疼痛或不适的感觉。我只记得我突然打不过和我年纪相仿的男孩子了。他们轻易便将我压在身下，抢走我的玩具*或是塑料宝剑。我奋起直追，可他们总是越跑越远，我却越来越透不过气，直至眼前变作白茫茫一片。
生病后我一周只上两天学。上学或放学的路上，我坐在父亲自行车的后架上，拉住父亲的后衣襟，或是紧紧抓住车座下面的扶手。
同学们远远看见了，纷纷向班主任老师报告，说夏冬的父亲骑车带人，不遵纪守法。
于是我开始痛恨学校而宁可躲在家里。直到上初中的时候，我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二六永久牌自行车，才逐渐忘却了对学校的畏惧。
上小学的几年，我的大部分时间是独自在家度过的。父亲上班时把门反锁了，我不能下楼去参加孩子们的游戏或是战争，便只能一人在家闲逛。可能是那段时间闷得狠了，数年后，当我重新获得了自由，就没原则地接受所有愿意接纳我的人。为此付出的代价令我苦不堪言。
我在家里闲逛的时候翻遍了房间的每一个角落。这是一座六十年代初期修建的家属宿舍楼，到我有记忆的年代，经历了十几年的风雨，竟也有些破旧不堪了。尤其是厕所和厨房。很多处的墙皮已经剥落，墙角有限的空间里堆放着无限的废弃的杂物。这便是我的“儿童游乐场”了。 我研究并临时保管过其中每一件可以转移到我床底下的东西，比如破裂的木制镜框，生锈的毛衣针，弯曲的自行车车条，还有打着补丁的自行车内胎。这些东西一般会在床下停留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然后就没了踪影。
然而有一件东西却得到了我长期的特别关照。那是一本极其破旧的日记本，封面上是个手握《毛主席语录》，两眼炯炯有神的“红小兵”。我把它藏在枕头一侧的褥子底下。自从父母离异，我就一直自己负责自己的床铺，所以过了很多年，直到我上大学离开家，父亲也未曾发现过它。
自从见到这日记的第一眼，我就怀疑它本来不属于我家。也正因为它带来的这份神秘感，我对它“一见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