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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做的我们都做了呀。你知道的，我们第一天就干了革命……”
“革命？对不起，请你允许我再抽一支烟，对你们的革命闹剧，我只好嗤之以鼻。你们把奥匈帝国的公司招牌翻过来，重新上了油漆，可是在铺子里面你们是规规矩矩、恭恭敬敬地不敢越雷池一步，什么都让它保持原样，在上头的好好呆在上头，在下头的乖乖呆在下头，你们不愿用拳头把铺子彻底翻个个儿，你们只演了一出内斯特罗伊1的笑剧，而没有干什么革命。”
1内斯特罗伊（），十九世纪奥地利喜剧作家和演员，其作品以幽默、风趣见长，特别擅长文字游戏。
他站起身，在屋里迅速地走来走去，然后突然在弗兰茨面前站住了。“你不要误会我，我不是红旗派。我是身历其境，亲眼目睹了内战的，就是把我的眼睛挖出来烧掉我也忘不了那是怎么回事。那时候，当苏联军队再次占领一个村子时——红军和白军你赶走我我赶走你反复了三次——就把我们所有的人集合在一起掩埋尸体。我亲手铲土埋了那些烧焦灼、血肉模糊的尸首，有小孩、女人、马匹，乱七八糟堆着，发着恶臭，可怕极了；从那时起我就明白内战是怎么回事，今天，如果有人告诉我，说我可以把永恒的正义从天上取来主宰人间，但惟一的条件是必须像那样残忍地把活生生的人整治死，那么我也决不愿干这件事。什么都和我不相干，什么我都不感兴趣，我不会再拥护布尔什维克，也不会反对他们，我不是共产党也不是资本家，对我来说什么都一样，我关心的只有一件事：我这个人，我愿意为之效劳的‘国家’，就是我的工作。至于下一代要怎样才能幸福，要这样做还是那样做，是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同我毫不相干，下一代怎样生活，他们将来怎样过日子，和我有什么关系，我管它干什么，我只关心什么时候我才能结束我这百孔千疮的生活，过我应该过的日子，我生下来难道不就是为了过人的生活吗？如果我到了我想去的地方，如果我重新获得喘气的时间，如果我把自己的日子安排妥帖了，那时我也许会在晚饭后动脑筋考虑考虑怎样安排治理世界上的事。但是眼下我首先得知道自己站在哪里；你们有工夫关心别的事，我现在只有工夫关心我自己的事。”
弗兰茨做了一个手势。
“不，弗兰茨，我这番话并不是针对你的。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我对你是了如指掌的，我知道，要是你能办到，你会不惜为我去抢国民银行，会让我去当部长。我知道你很善良，可是咱们的过错、咱们的罪过恰恰是咱们太善良、太轻信，所以人家可以任意摆布咱们。不了，伙计，我可不再像从前那样了。说几句好听的话安慰我，说什么别人更不如我，这骗不了我；说什么我还算‘交了好运’，因为现在还贵体平安、不用架拐杖走路，这可蒙不住我的眼睛。说什么只要还活着，能勉强喂饱肚子就够了，就万事大吉，这种话我也一点不信了。我什么都不信了，不信什么上帝、什么国家，不信世界上有什么公理，只要我一天看不见自己受到公正待遇、获得生活的权利，我就什么都不相信，只要我还没有得到这些，我就会说：我是被人盗窃了、受人欺骗了。只要我还没有看到自己过上真正的生活而不是吃别人倒掉的残羹剩饭，我就不会改变这种看法。你能理解这点吗？”
“能。”
在坐的人猛吃一惊抬起头：有一个人清脆而响亮地、满怀激情地应了这一声。原来竟是克丽丝蒂娜！她发现人人都在看她，脸刷地红了。她只记得自己刚才是在心中想着这个“能”字，强烈地感觉到这一点；却不料这个字竟在无意间脱口而出了。一言既出，她现在只好在众人突然投射过来的惊异目光的包围中如坐针毡了。屋里出现了一阵沉默。过了一会儿，内莉突然跳起来，现在她终于有了发泄怒气的机会了。
“你插什么嘴？你懂什么！好像你也同打仗有过什么关系似的！”
这话使屋子里的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克丽丝蒂娜也觉得高兴，她也可以发泄一下自己的怒气了。“没有关系！根本就没有什么关系！只是打仗把我们打得差不多快成了叫化子罢了！我们还有过一个哥哥，你已经忘记了，我们的父亲又是怎样死的，你也忘了，还有……你什么都忘了。”
“可那并不是你呀，你什么罪也没有受过，你现在的工作又挺不错，该知足了！”
“哦，我应该知足。我还应该感激呢：感激我有幸呆在那边那个窝里！看来你是不怎么喜欢那个窝的，要不你就不会是母亲望眼欲穿的稀客了。法尔纳先生的话句句都对。我们是让人家抢走了多少年时间而什么也没有得到啊，人家没有给我们一分钟安宁、一分钟快乐，没有给我们一点假期、一点休息。”
“什么，没有一点假期！你们看，她刚从瑞士回来不久，在那儿住的是最高级的宾馆，哼，现在倒发起牢骚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