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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制改革来得太早，使我变成了一个傻瓜，迫使我也同样地去改革奥斯卡的货币。我无可奈何，即使不让我的驼背生出资本来，也得赖以-口了。
我本来也会成为一个好市民的。币制改革以后的时期，如我们今天之所见，给暂时兴旺发达的毕德迈耶尔1带来了各种前提。这个时期本来也会促使奥斯卡具备毕德迈耶尔的特征。我本该成为一个好丈夫，正派人，参加重新建设，现在也该有一爿中等规模的石匠铺，给三十名帮工、小工和学徒工发放工资和面包，替所有新建的办公大楼和保险公司用备受欢迎的壳灰岩和钙华把建筑物的门面装饰得体面大方。我本该成为一个生意人、正派人和好丈夫的，但是，玛丽亚拒绝了我的求婚——
1指中、小资产阶级。
这时，奥斯卡想到了他的驼背，把这份财产转到了艺术的名下。科涅夫的生活是靠墓碑维持的，如今由于币制改革而成了问题。在他解雇我之前，我先辞了职。如果我不能闲居在古丝特-克斯特的厨房里，我便会流落街头。我那身定做的时髦的西服也渐渐地穿旧了，变得有点邋遢。我虽说没有同玛丽亚争吵，但仅伯争吵，因此多半上午就离开比尔克的寓所，先去阿道夫伯爵广场看天鹅，随后到宫廷花园去看天鹅。我坐在公园里，渺小，沉思，但不愤世嫉俗。对面是劳动局和艺术学院，在杜塞尔多夫，这两家是邻居。
一个人，坐着，坐在这样一张公园凳子上，直至自己变成了木头，需要交往为止。老年男子，来不来公园要看天气。老年妇女，慢慢地又变成了爱闲聊的姑娘。当时的季节，黑天鹅叫嚷着互相追逐，情侣，旁人爱看他们，一直看到他们如所预料的那样不得不分开。有些人扔掉废纸。废纸飞了一阵，翻起跟头，末了被一个由城市付工资的戴帽男子用尖棍戳走。
奥斯卡有坐功，会用膝盖带动双腿均匀地抖动。在一个身穿皮大衣、系有前国防军腰带、戴眼镜的胖姑娘同我搭话之前，我肯定已经注意到了她和两个瘦小伙子。跟我攀谈显然是那两个小伙子出的主意。他们一身黑，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打扮。他们的外表是那么危险，然而却羞于跟我，一个从外表即可看出隐藏着伟大意义的驼背，直截了当地交谈。他们说服了穿皮大衣的胖姑娘。她走过来，双腿粗似立柱，结结巴巴，直到我请她坐下。她坐了下来，由于从莱茵河飘来的水气甚至是雾气，她的眼镜片模糊不清。她说呀说的，直到我请她先擦一擦眼镜，再把她要讲的事情讲得我能够听明白。她便挥手把那两个瘦小伙子叫过来。不用我开口，他们就说自己是艺术家，绘画和雕塑艺术家，眼下正在寻找一个模特儿。末了，他们不无热情地告诉我，他们相信我就是他们要找的那种模特儿。我用拇指和食指做了几个快速动作，他们也马上说出给艺术学院当模特儿的报酬：每小时一马克八十芬尼，裸体模特儿甚至每小时两个德意志马克。不过那胖姑娘说，不考虑裸体模特儿。
为什么奥斯卡答应了呢？是艺术引诱了我吗？是报酬引诱了我吗？艺术和报酬同时引诱了我，让奥斯卡答应下来。我于是站起身来，让公园凳子和公园凳子生活永远成为过去，跟随着昂首阔步的戴眼镜的姑娘和那两个走路向前探身、仿佛背负着他们的天赋的小伙子，经过劳动局，踏上冰窖山街，走进部分遭破坏的艺术学院大楼。
库亨教授，黑胡子，黑煤眼睛，独特的黑色宽边软呢帽，他使我联想起少年时见到过的黑餐柜。他的学生认为我，坐在公园凳子上的男人，是个绝妙的模特儿，他本人也认为如此。
他绕着我走了许久，黑煤眼睛滴溜转，鼻息声声，从鼻孔里喷出黑色尘垢，随后一边用黑指甲掐住一个无形的敌人，一边说：“艺术就是控诉、表现、激情！艺术就是在白纸上消耗自身的黑炭笔！”
我为这种消耗性艺术提供模特儿。库亨教授领我走进他的学生的画室，亲手把我抱上转盘，转动它，不是为了把我转晕，而是为了从各个侧面说明奥斯卡的身材比例。十六个画架移近奥斯卡的侧面。喷煤灰的教授还作了一篇简短的讲演。他要求表现，完全醉心于表现这个字眼儿。他说：表现了绝望的夜的黑色，他断言，我，奥斯卡，体现了控诉着、挑衅着、无时间性地表现着本世纪的疯狂的被破坏的人的形象。教授还冲着画架送去雷鸣般的吼声：“你们不要画他，画这个残废人，你们应当宰割他，把他钉上十字架，用炭笔把他钉在纸上！”
这是动手的信号，十六支炭笔在画架后面沙沙响，叫喊着拚搏，消耗着自身，画我的表现——也就是我的驼背，把它画成黑色，黑上加黑。库亨教授的学生全都给我的驼背加上浓厚的黑色，使他们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夸张，高估了我的驼背的体积。他们换上一张比一张更大的纸，却仍旧画不下我的驼背。
这时，库亨教授给那十六名炭笔消耗者出了个好主意，要他们别从我的驼背的轮廓着手，因为我的驼背表现力太强，任何尺寸的纸都包容不下，而应抹黑那个弧形上方的五分之一，尽可能往左先抹黑我的头。
我的秀发的光泽是深棕色的。他们却把我画成了头发一缕一缕下垂的吉普赛人。十六个艺徒没一个注意到奥斯卡有双蓝眼睛。休息的时候——按规定模特儿站立三刻钟之后可休息一刻钟，我看了看画在十六张纸上那左上方的五分之一。在每一个画架上，我的忧虑憔悴的面容都在控诉社会。这虽然使我感到意外，可是，使我吃惊的是，我的蓝眼睛失去了光度。本该画成亮闪闪的、讨人喜欢的地方，极黑的炭笔道却在那里滚动、变细、碎裂和刺人。
考虑到艺术的自由，我暗自说道，这些缪斯的年轻儿子们和同艺术纠缠的姑娘们虽说看到了你心中的拉斯普庭，可是，他们是否发现了在你心中打瞌睡的那位歌德，愿意唤醒他，淡淡地，少些表现，宁可用适度的闪光的一笔把他画到纸上去呢？十六个学生，虽说如此有才华，库亨教授，虽说他的炭笔画人称一绝，却都未能留赠后世一幅可以为人接受的奥斯卡肖像。唯有我，挣钱不少，颇受尊重，每天在转盘上站立六小时，时而脸冲着老是堵塞的洗水池，时而鼻子朝着灰色的、天蓝色的、淡云飘浮的画室窗户，有时则被转向一面西班牙墙，献出表现，每小时给我带来一马克八十芬尼。
过了几个星期，学生们已经能画出一些可爱的小画了。也就是说，他们的抹黑表现稍有节制，不再把我的驼背的体积夸张到无边无际，他们偶或把我从头到脚，从胸口外的上装钮扣到界定我的驼背的最远凸出点的上装衣料搬到了纸上。在许多张画纸上甚至有了画背景的地位。尽管经过了币制改革，年轻人仍然表现出始终还受战争的影响。他们在我的背后建造了有控诉性黑色窗洞的废墟，把我表现为炸裂的树桩间无望的、面有菜色的难民，甚至把我关押起来，勤快地用黑炭在我背后铺展开一道夸张的铁丝网，让岗楼在背景上咄咄逼人地监视着我，我手里还得拿着个空饭碗，监牢的铁窗在我背后和头顶上送来版画的魅力。是啊，他们把奥斯卡塞进了囚犯服里，而凡此种种都是为了艺术表现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