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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罗斯基金会在匈牙利的伟大突破归功于捐赠复印机这件事，从此索罗斯基金会被确立为积极寻求改革的力量。在那之前，匈牙利当局一直严格控制任何机器，因为一旦落入地下组织的手中，他们可能会用于煽动反动言论或行动。在匈牙利很少有人见过复印机。索罗斯决定为匈牙利的图书馆、大学和科研机构提供400台复印机，但是前提是匈牙利政府同意不会监控这些机器的使用，只有这样索罗斯才会捐赠。无论如何，索罗斯赢得了政府的同意和保证，可能这一切都是因为匈牙利政府急需硬通货。
匈牙利政府对索罗斯和他的基金会越来越不信任。成立之初的4年，即1984—1988年，基金会被政府禁止在大部分匈牙利媒体上做宣传。大部分媒体提都不能提“乔治·索罗斯”或者“索罗斯基金会”。索罗斯和基金会在匈牙利得到的宣传极为有限，但即便如此，政府还是感到不安。1987年，他们的不安终于爆发了。
基金会给一位年轻的记者提供了奖学金，那位记者想要为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匈牙利总理马加什·拉库奇（Matyas Racozi）写一本传记。传记即将面世，《世界经济》（World Economy）杂志刊登了一篇与此相关的消息，该杂志是匈牙利唯一一家被允许刊登基金会广告的媒体。不巧，当时的总理亚诺什·卡达尔（Janos Qatar）看到了这条消息后觉得：“这不可能！明天，索罗斯要资助给我写传记的人。”卡达尔立即将《世界经济》列入被禁媒体中。
政府对自己和基金会的无礼待遇让索罗斯怒不可遏，他已经准备关闭索罗斯基金会了。“接下来的两周气氛非常紧张，”瓦萨里回忆说，“最终事情解决了。”《世界经济》又可以为索罗斯和基金会做宣传了，而且拉库奇的传记最终也得以出版，但是那是在风暴平息了之后。
1988年，卡达尔以及他所有的党羽几乎都被推下台，不久之后，新的领导人执政，索罗斯应邀与新上任的总书记卡罗利·格罗什（Karoly Gros）见面，这标志着基金会现在受到政府的优待了：索罗斯从来没有被前一届领导人接见过。
好景不长，这种良好的关系只持续到了1989年，政府中的反犹太情绪已经昭然若揭了，基金会在匈牙利的地位也岌岌可危。索罗斯在匈牙利受到的右翼批评比在其他任何东欧国家的都要尖锐。1992年9月3日发表的一篇8页的文章用了醒目的标题：“白蚁正吞噬着我们的民族——对索罗斯政权和索罗斯帝国的反思”。索罗斯明确地表示，自己不会被民族主义者吓倒：“这些人实际上是想在民族主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封闭社会。所以，我真心反对他们，并且也乐意与他们为敌。”
1994年，索罗斯在布达佩斯的基金会成立10周年，此时基金会运作的项目已经达到了40个，主要支持图书馆和健康教育，提供奖学金，优先考虑出国留学和培养青年人的项目。索罗斯基金会甚至有个项目支持学校举行辩论。蓄着黑色胡须的基金会主管拉兹罗·卡杜斯（Laszlo Kados）说：“这里的人们对辩论这个概念很陌生，人们习惯于接受命令，而没有任何争辩。”
尽管取得了一些成就，索罗斯基金会的负责人却感觉他们要做的还有很多。卡杜斯说：“还有很多的结构和思想需要我们改变。你可以建立一个政党，建立议会，实施自由选举，实际上这些已经存在于现在的匈牙利。但是这些都不足以成为开放社会，仅仅是开放社会的起点而已。”
对于通过基金会的项目达到的目标，索罗斯非常坦诚地说道：“我们不是通过政治运动反对政府来直接实现我们的目标，而是间接地削弱教条主义的思维体系来达到目的。不同思想的碰撞才是民主的本质所在。”
1984年在匈牙利成立基金会之后，索罗斯决定扩展他的慈善活动。1986年，他来到了中国，梦想在这里建立一个基金会。但是他没有成功。索罗斯发现中国文化很难理解：“中国人信奉孔子的伦理观，而不是犹太—基督教的伦理观，如果你给一个人一些帮助，这个人会对你感恩戴德，忠诚于你，并且下半辈子都指望你来照顾他，这与开放社会的概念完全背道而驰。”尽管在中国遭遇挫折，但索罗斯并没有停下脚步，他继续在东欧和前苏联推行开放社会。
1987年，他将慈善事业推广到了前苏联，1年之后，他来到了波兰，1989年到了捷克斯洛伐克。但是，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挑战是在罗马尼亚。
在罗马尼亚，人们忍受着贫穷的折磨。20世纪90年代中期，罗马尼亚人的平均月收入是50美元，1994年3月我来到罗马尼亚，看到单调的百货商店前排起长队，人们等着购买廉价的、政府补贴的牛奶。在这个百货商店里，西方可以买到的商品，寥寥无几。几年前，高达400%的通货膨胀率吞噬了罗马尼亚人民的购买力，许多年轻人离开了家乡，到国外寻求生计。
1989年12月，罗马尼亚革命爆发。索罗斯和纽约人权观察署的官员谈话，坚持认为：“我们必须采取一些行动，必须做些什么，否则这些人将会自相残杀。”
战斗还没有爆发，但是索罗斯感觉，一场大灾难即将来临，他是对的。1989年12月16日，罗马尼亚的警察对蒂米什瓦拉（Timisoara）的示威者开枪，造成了几百人的死亡。随后，大规模反政府的游行和示威活动蔓延到罗马尼亚的其他城市，齐奥塞斯库立即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5天之后，即12月21日，示威游行在布加勒斯特展开，保安部队对示威者开枪。次日，军队力量加入反抗者。有一组自称“救国阵线”，并且宣布他们已经推翻了政府。
齐奥塞斯库见势不妙，赶紧逃跑了，激烈的战斗爆发了。军队受到新政府的支持，极力镇压忠诚于齐奥塞斯库的势力。1989年12月23日，逃跑的独裁者齐奥塞斯库也被逮捕。两天之后，军事法庭迅速判决齐奥塞斯库和他的妻子犯有屠杀罪，被执行枪决。这时是索罗斯进入罗马尼亚的最佳时机，赫尔辛基观察委员会组织了一个小组在1990年1月前往罗马尼亚调查情况。
罗马尼亚出生的桑德拉·普拉朗（Sandra Pralong）加入了这个小组，担当指导和翻译。1974年，年仅15岁的普拉朗来到瑞士，后来到了波士顿，就读于塔夫茨大学（Tufts University）弗莱彻外交学院（Fletcher School of Diplomacy）。她熟悉纽约人权观察的工作。
动身离开美国之时，普拉朗接到索罗斯的一个电话，说他要资助在费城的兄弟们的兄弟组织（Brother‘s Brother），当时这个组织给罗马尼亚输送药品和其他物资。“我想要付钱给他们，将药品运送到那里，但我不想药品落入到其他人手中。”索罗斯问她是否能够帮忙，通过官方渠道将药品直接送到需要的人手里。
普拉朗承诺会尽最大努力。索罗斯接着决定在1月份亲自前往罗马尼亚，希望可以在那里建立基金会。对于基金会的管理者，索罗斯心里已经有了人选，那就是罗马尼亚的持不同政见者——现年39岁的阿林·特奥多雷斯科（Alin Teodoresco）。
1989年12月22日，反抗真正开始，特奥多雷斯科发现自己家门外停着5辆载满警察的汽车，电话线被切断，他被软禁在家中，实际上像个囚犯。特奥多雷斯科从来没有听说过乔治·索罗斯，他对基金会也完全没有概念，更不知道应该做什么。无怪乎他和索罗斯在1990年1月6日的第一次见面进展得并不顺利。索罗斯没有事先预约，就登门拜访特奥多雷斯科。陪同索罗斯的还有索罗斯基金会在匈牙利的私人代表米克洛斯·瓦莎里（klose vasari）。
特奥多雷斯科那一整天都很忙碌，会议一个接着一个，他的同事告诉他：“外面有两个美国人等着见你，其中一个说他是亿万富翁。”特奥多雷斯科却无动于衷。“哦，去他们的。”这就是他不太礼貌的反应。在罗马尼亚革命之后，很多美国人蜂拥而至，告诉特奥多雷斯科和其他持不同政见者，他们有钱，想要帮忙。所以，特奥多雷斯科让索罗斯他们在门外等了足足两个小时。最后，秘书急匆匆地跑进特奥多雷斯科的办公室，告诉他那两个人还没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