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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罗斯早期的职业生涯中，慈善是他最不会想到的事情，因为他不太喜欢“慈善”这个词。可问题在于，他的巨额财富如何才能花掉呢？索罗斯本人是犹太人，所以帮助自己的犹太同胞不是件很自然的事情吗？
索罗斯从来没有否认抑或掩饰过自己的犹太身份，他只是将它暂时搁到一边。他以前一直在刻意避免给以色列捐钱，直到20世纪80年代的后半期，他结交了以色列的公共事务评论员丹尼尔·多伦（Daniel Doron）后，他才给多伦的耶路撒冷智囊团捐了一小笔钱。后来，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格尔·奥佛（Gur Ofer）努力接近索罗斯，希望这位投资家能建立一个基金会，希望借此帮助前两年涌入以色列的50万苏联犹太人。但索罗斯坚决反对这个想法，并中断了他们的谈话。
为什么索罗斯如此反对帮助以色列·奥佛回忆说：“在索罗斯的思维中有非犹太复国主义，或者说是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成分。他认为，犹太人应该在他们所生活的社会中踏踏实实地过日子。”
索罗斯在寻找一片天地，以期能够成为“拯救苍生的人”。他意识到，自己人生的分水岭就是从出生地匈牙利的“封闭社会”中逃离出来。
离开匈牙利后，他才体会到了自由的滋味，起初是在英国，然后在美国。为什么不为东欧和前苏联的人也提供这样的机会呢？
索罗斯决定用自己的经济力量来推动开放社会，在开放社会中，人们可以自治，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追求自己的目标。
乔治·索罗斯资助东欧和前苏联的革命。革命不是发生在路上或大街上，而是发生在平民的思想中，这种革命是平和的、缓慢的、渐进的，但又是坚持不懈的，最终，革命会给这些国家带来民主的诞生，无论如何，计划是这样的。
有些努力会成功，有些则可能会失败。索罗斯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因此选择一个能够让他和他的慈善发挥最大影响的地方至关重要。如同罗斯恰尔兹贴现公司（Rothschilds）一样，他要利用自己的财富重新规划欧洲的政治版图。
索罗斯知道，仅仅靠捐款，他是无法改造东欧和前苏联的。除了用钱之外，他要给东欧灌输热爱西方的观念，毕竟，西方才是开放社会这一概念繁荣的地方。
索罗斯反对那些不习惯别人随便花钱的人。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是哈佛大学的国际贸易教授，也是波兰、俄罗斯、爱沙尼亚等国政府的经济顾问，他曾说：“人们从多棱镜的不同角度看乔治·索罗斯，政府领导人对索罗斯的反应比较积极，而反犹太人、极端的民族主义者以及其他的排外集团对索罗斯则持否定的态度。”
的确，索罗斯要想在这些东欧国家取得立足之地不太容易。罗马尼亚人讨厌索罗斯，因为他是匈牙利人；而匈牙利人也讨厌索罗斯，因为他是犹太人；而在斯洛伐克，因为既是匈牙利人，又是犹太人，他陷入双重不利的境地。
而在西方，他也不是安然无恙，他被人指责是“现代罗宾汉”，“拿”富有的西方的钱去帮助贫穷的东方。1992年9月，当他将所有的筹码都押在英镑上，并且赢了赌注时，人们愤怒地指责索罗斯从每个英国公民身上平均“窃取”了12.5英镑去帮助东方。对于这个批评，索罗斯欣然接受：“我真的认为西方应该帮助东方，并且应该做更多的事情来帮助东方，所以我很高兴能代表西方人去做这些事。”
并不是每个英国公民都不满索罗斯的慈善举动。当尼尔·麦金农（Neil Mackinnon）被问及，对人们指责索罗斯从每个英国公民的身上“拿”走12.5英镑支持东欧有何想法时，这位伦敦花旗银行的首席经济师回答道：“以这个价钱换取自由真的是很便宜。”
实际上，索罗斯最初的慈善尝试开始于1979年，那是在南非。当时他认为开普敦大学似乎是实行开放社会理念的地方。因此，他为黑人学生设立了奖学金，但是结果令人失望，索罗斯发现他的钱大部分被用于资助已经入学的学生，而不是资助新生。他撤回了给这所学校的资助。他后来解释说：“南非充满了泪水，如果不与体制相容，做任何事情都举步维艰。”而在东欧，索罗斯感觉自己有更多的优势。
当索罗斯决定专注于东欧时，他感到自己需要一个示范点，他权衡再三，最后选择了自己的故乡匈牙利。凑巧的是，走强硬路线的亚诺什·卡达尔（Janos Kadar）政府中一些立志改革的人士也注意到了索罗斯，他们需要外国资金帮助他们的政府。其中之一便是费伦克·巴萨（Ferenc Bartha），他当时负责政府的经济关系。1984年，巴萨和索罗斯见面，索罗斯说，他有兴趣建立一个慈善基金会。随后谈判开始了。代表政府指导他们的是乔治·艾克塞尔（George Aczel），匈牙利政治局中唯一一位犹太成员，匈牙利非官方的“文化沙皇”，同时也是总理卡达尔的知己。
索罗斯选择令人敬畏的匈牙利持不同政见者米克洛斯·瓦莎里（Miklos Vasarhelyi）作为自己在匈牙利的私人代表。索罗斯和瓦莎里于1983年初次见面，当时瓦莎里还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变迁研究所工作。瓦莎里曾是1956年起义中匈牙利总理伊姆雷·纳吉（Imre Nagy）的发言人，也是圈内人士。
瓦莎里猜测，建立索罗斯的慈善基金会，成功机会不会超过一半。对索罗斯有利的一面是，匈牙利政府希望提升自己在国外的形象，以求获得西方的贷款和硬通货；但不利的一面是，索罗斯所面对的这个国家，以往没有外人经营慈善基金会，更不用说让外人推动开放社会。
即使匈牙利政府同意索罗斯建立基金会的计划，他们也不会给他很大的自由，但是索罗斯却坚持要保持独立性。索罗斯反抗说：“我将到匈牙利，把钱交给我认为值得托付的人。”但是这些政客的反应却是：“索罗斯先生，你只管把你的钱拿来，我们将会为你分配它。”
谈判拖了一年。索罗斯想捐200万~300万美元，但是对于这些政客来说，这笔钱太微不足道了。政府倾向于支持科研，但是索罗斯倾向于资助那些想要旅行、写作或从事艺术的人。政府希望基金会提供设备，但是索罗斯却想要资助个人。
最终，索罗斯和巴萨似乎克服了分歧。匈牙利人签署了相关文件之后，他们其中一个人说道：“太好了！现在你的秘书处可以告诉我们对外文化关系部，你们想做什么，我们就会去做。”
换句话说，匈牙利政府现在坚决主张，新的索罗斯基金会隶属于文化部的管辖。让匈牙利的谈判代表感到震惊的是，索罗斯起身离开他的椅子，走向房门，他不会签署这些文件。他说道：“很遗憾，花费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结果却一事无成！”他是个精明的谈判者。当他的手搭在门把手上时，匈牙利官员同意给予索罗斯基金会更大的独立性。
有了这个让步，索罗斯签署了文件，承诺在可预见的将来，每一年出资100万美元用于基金的运转。到了1993年，这个数字已经增加到每年900万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