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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有点讽刺，这个小时候觉得自己像神的人，其实很大程度上觉得自己与宗教不太相干。
索罗斯的父母和自己的经历都没能拉近他与犹太教的距离。虽然大屠杀（特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分子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让索罗斯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宗教背景，但是这也没有对索罗斯的宗教情绪产生持久的影响。1944年躲避纳粹的经历对索罗斯来说是一个大冒险，让他学会了一套生存技巧，但是这也没有让他更具有犹太人的特质。
如果说索罗斯从大屠杀中汲取了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少数民族——如欧洲的犹太人——必须受到保护，而保护他们的最佳方法就是建立一个多样化的社会，给予少数民族应有的权利。
“1947年，我去了英格兰，后在1956年来到美国。”索罗斯写道，“我从来没有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一个美国人。我将匈牙利抛到脑后。我的犹太人身份也并没有促使我通过支持以色列来表达我的民族忠诚。相反，我很骄傲自己能作为少数民族的一分子，因为这样我能够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看到事情的另一面。作为一个匈牙利犹太人，这曾给我带来很多危险和侮辱，只有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和克服某种特定观点才能够弥补这一切。”
犹太人身份对索罗斯来说是个负担。这没有给他带来任何优势，只有作为天生的犹太人“强加”在他身上的“危险和侮辱”。因此，战后的那些年里，索罗斯对自己的宗教一直轻描淡写。他的智力思想都并排源于犹太教。
他长期的朋友和商业合伙人拜伦·韦恩注意到：“索罗斯从来没有认为自己不是犹太人，他也从来没有试图隐藏过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他从来没有逃避过他的身份，但是我认为，他同时也不希望这成为他身份认同的核心。”
“在他成长的过程中，这是他身份的核心。他是犹太人这一事实意味着，他必须逃亡，必须躲避。当他来到美国，人们根据他的犹太人身份将他归类，索罗斯想摆脱这些归类的束缚。他想因为自己的身份、智力和成就被人接纳，但另一方面，他并没有回避他是犹太人这个事实。他以为每个人都知道他是犹太人，但他不会在身上贴个标志表明自己是犹太人，以防你不知道。”
1992年10月初，索罗斯邀请一位叫本尼·兰达（Benny Landa）的以色列企业家到索罗斯纽约的公寓里共进晚餐。这个夜晚是他们两人度过的最难以忘怀的夜晚。
1977年，兰达在特拉维夫不远的以色列雷霍沃特市（Rehovot）成立了一家高科技公司，名叫“靛蓝”（Indigo）。这家公司很快成为世界上高品质数字彩色印刷产品领域中的领军企业。
1977年6月，兰达请美国投资银行公司——第一波士顿公司（First Boston）为靛蓝做一些战略规划。第一波士顿建议从私募开始，几年后再进行公募。当第一波士顿公司即将完成私募备忘录，并发给潜在的投资者时，索罗斯得知了靛蓝公司的意图。在进一步调查后，索罗斯让兰达推迟私募备忘录的发布。索罗斯表示，如果靛蓝公司有兴趣的话，他愿意投资5000万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