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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让我们很震惊，同时也很高兴。我们之前预料至少需要6位投资者才能募集这么多投资。”1994年8月，兰达坐在雷霍沃特4楼的办公室里回忆说。双方已经谈妥条件，但是索罗斯告诉兰达，他对这桩交易有着浓厚的私人兴趣，希望在一切敲定之前能见见这位企业家。索罗斯邀请他到纽约共进晚餐。
索罗斯和兰达就这样见面了。在场的还有另外两个人，索罗斯的助手P.C.查特吉（P.C.Chatterjee），以及第一波士顿公司的总经理罗伯特·康拉兹（Robert Conrads）。这个夜晚之所以让人难以忘怀，是因为谈话的性质。人们可能会想，这4个生意人聚到一起吃工作晚餐时，即使不是专门谈工作，至少谈论的主要内容应该是工作。但事实上，查特吉和康拉兹整晚都没有说什么。后来，兰达解释说，他觉得这两个人听到索罗斯和自己整晚都在谈论与商业无关的话题，他们肯定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
将近两年之后，在描述那个夜晚的时候，兰达对每个细节依然记忆犹新，似乎他和索罗斯一起吃饭就是昨天的事情。那天晚餐从7点半开始，持续了4个小时。大家落座准备就餐时，索罗斯请兰达谈谈他自己和他的公司。这花了20~30分钟，兰达接着问索罗斯，是不是该轮到他来问索罗斯问题了。
索罗斯回答道：“当然。”他想当然地以为兰达会问一些投资方面的问题。兰达开始说：“我读过你的经济和政治哲学，但我不是非常感兴趣。”兰达可能没有注意到索罗斯听到这话时感到有些不快。“我感兴趣的是，”兰达提醒自己不要太唐突，“你对自己作为犹太人的感觉如何？和总部在以色列的公司做生意是否有特别的意义？”
关于索罗斯对犹太教的冷淡，兰达略有耳闻。但他也知道，这位投资家是一个犹太人，是大屠杀中的幸存者。不知何故，兰达发现很难将索罗斯在大屠杀中的幸免于难与他对犹太身份的中立态度进行调和。于是，他问了这个问题。
索罗斯似乎对这个问题感到很惊讶，但他没有感到不舒服。“无论如何，这对我并不意味着什么。我和你们合作并不是因为你们是一家总部在以色列的公司，而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商机。”在接下来的3个半小时里，索罗斯谈到了他的犹太人身份，他童年的经历，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躲避纳粹的经历。“这是我一生中最激动人心的事情之一，”他告诉兰达，“躲避纳粹就好像在玩‘警察与小偷’的游戏，非常刺激！”他们也谈到了犹太的民族主义，以及犹太人的自我憎恨。有时，他们不像在谈话，好像是在辩论，但气氛自始自终都是友好的，尽管他们的谈话总是围绕后来被兰达称为“那些私密的、棘手的问题”。
当他和索罗斯交谈的时候，兰达在疑惑，是什么导致这位投资家否认自己的犹太根源呢？听索罗斯讲述战争经历时，兰达似乎找到了正确的解释。他注意到，索罗斯总是将他在“二战”中的经历描述为一个刺激的游戏。但在现实中，他肯定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恐惧，而原因仅仅在于他是一个犹太人。兰达断定，对索罗斯来说，身为犹太人肯定是一种负担，从来都不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那天晚上，索罗斯透露，只有20世纪80年代早期，他才感觉到可以轻松地公开承认自己是犹太人。在那之前，索罗斯完全回避这个话题。索罗斯表示：“或许商业上的成功最终给了我足够的信心，让我可以承认自己的犹太人身份。”
谈到民族主义这个话题的时候，兰达说，民族主义有一些建设性的、积极的作用，特别是犹太复国主义，它是一股非常积极的力量，是很有价值的事业。他对索罗斯说：“我想请你进一步讨论这个话题。”
索罗斯经历了太多纳粹分子的行径，以至于他无法给民族主义很高的评价。“民族主义只能导致罪恶、破坏、沙文主义和战争。”他答道：
“我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如果可能，只保留民族主义建设性的一面，而抛弃它负面的特征，以及它对政治和社会的破坏，那么你才能是对的——但这是不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