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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有些阴暗简陋的拉面馆，雷军找了一个靠窗的座位坐下。
“你对UCWeb怎么看？”雷军开门见山地问道。
对面年轻的投资经理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问题的深层含义。他知道，这个问题比表面看起来的要深刻得多，它和两年前地球那边发生的那场科技革命息息相关。敏感的中国前沿科技工作者都在观察着这场科技革命如何搅动移动互联网的大局。这涉及一批像UC优视这样与手机相依相伴的公司，在新技术系统来临之际如何取舍的问题。很显然，雷军在其中看到了安卓带来的巨大机会。
雷军曾经是这位投资经理的一个遥不可及的偶像，但此时这位投资经理已经是一个由连续创业者转型成功的投资人了，尽管年纪不大，但是他也从GPRS（通用无线分组业务）时代一路摸爬滚打到了3G时代，可以用亲身经历谈论服务提供商（SP）的原罪、苹果的创新和安卓开源的奥妙。此时此刻，他已经可以和雷军进行真正的对话。在UCWeb以前，他和雷军还曾经联手投资了拉卡拉。
“我和你的看法当然一样，安卓有机会。”对方回答。
UC浏览器最早根植于塞班（Symbian）系统。这是在苹果iOS和安卓问世之前，全球第一大手机厂商诺基亚使用的手机操作系统。而到2009年，iOS和安卓已经问世两年，除了微软完全封闭的Windows Mobile系统，如同PC时代一样，全球移动平台的两大系统已经逐渐形成两大阵营。雷军对UC浏览器问题思考的本质是，安卓系统已经发布一段时间了，UC浏览器是否应该从塞班系统转移到安卓系统上，从而使UC浏览器将来能够和更多安卓手机相容？
除此之外，雷军更进一步的思考是，相比于苹果iOS、塞班和Windows Mobile系统，安卓是否会在未来的移动互联网市场有更广阔的空间？
对于密切观察产业前沿的极客来说，苹果系统和安卓系统的先后发布，仿佛是某种熟悉的科技产业周期更迭的重现。敏感的观察者不由自主地会想到20世纪80年代PC时代的崛起，而雷军也在思考，这会不会带来另一次不同寻常的历史重演？
人们对那段历史太熟悉了，很多有关乔布斯的传记和硅谷历史的书籍都对此津津乐道。《成为乔布斯》中也毫无例外地记载了这一点：
乔布斯坚持认为系统必须封闭，才能够和硬件有更匹配的体验，而比尔·盖茨意识到半导体芯片和电路是完成任务的载体，操作系统就如同在程序员和半导体之间架起了桥梁。标准化的操作能让整个电脑产业受益，也会给开发公司带来具体利润。只有比尔·盖茨意识到了这一点，其他人都没有。
个人计算机产业刚刚开始时，苹果就选择了封闭的道路，而微软选择了开放道路。最终，Wintel模式因为它的兼容性和开放性，在个人计算机市场上占据了主动。
雷军在大一期间就读过《硅谷之火》，对于乔布斯和比尔·盖茨的故事、苹果和微软的故事、麦金塔和Windows的故事，他早就烂熟于心，因此在他眼里，UC浏览器现在面临的问题，不只是一家公司的道路选择问题。
谈了一小会儿对UC浏览器的看法，雷军推开桌上的碗，转过身去，把挂在椅子上的黑色尼龙双肩包打开，然后拿出了几部手机。他一部一部地把这些手机并排摆在饭桌上，然后饶有兴趣地开始介绍：“这是iPhone，这是Google G1。”
“我们来看看，安卓的机会到底怎么样。”雷军说，然后拿起手机一个一个把玩起来。这完全是一个手机发烧友的状态，他对面前手机的参数如数家珍，对手机界面的设计也一一论述。雷军好像开始沉浸在未来世界里。
其实，雷军已经背着这些手机很多天了。自从iPhone和安卓出现之后，他就开始研究智能手机了。他曾经买过几十部iPhone送朋友，也买过不少Google G1。在手机这个新天地里，雷军兴致勃勃、孜孜不倦地研究着。他有一种感觉，尽管塞班系统还在看似稳定繁荣地运行，但是这种稳定很快就会被打破。尽管苹果也做了开发者平台，但是雷军的直觉是，以历史的眼光看，苹果的开放度肯定有限。而安卓在当时看来还不是很耀眼，但是以它的开源精神来看，很可能会给产业带来不同凡响的改变。
2009年还是产业裂变的前夜，旧的格局尚未打破，新的格局也未完全形成。但是见证了16年的江湖鏖战、经历过软件业向互联网行业全面转型的整个周期的雷军，此时对创业的机遇和前景的判断非常敏感，这几乎是一个创业者的本能。
在这个不起眼的小餐馆里，雷军谈了UC浏览器的未来，又谈了安卓和苹果的未来。他与年轻的投资经理探讨了未来是三分天下，还是只有两大阵营的问题；他们探讨了哪一部手机的界面更加人性化，哪一部手机又做得差强人意。两个人都兴致勃勃。
经过两年的休整，雷军再次有了一种跃跃欲试的冲动。这段时间，他的那个尼龙双肩包从未离身，很多次这样的场景在重演：他把市面上的手机排成一行，然后兴致高涨地一一讲解。那时候，一些和雷军熟悉的人都有一种隐隐约约的感觉，也许雷军很快就要重出江湖了，而他可能进军的行业，就是手机。
商业领域需要一场效率革命
《硅谷之火》第一版于1984年发行，讲述了截至当时拥有“20世纪唯一而且数额最大的合法积累的财富”的那些人的故事，其中包括盖茨、乔布斯早年的创业传奇。
书中还讲到苹果公司完成第一单生意的过程：一天，乔布斯遇到了保罗·特雷尔（Paul Terrell），此人当时开着一家经营电子产品的小店铺，这个店铺日后发展成为美国第一家电脑零售连锁店——比特商店（Byte Shop）。特雷尔看完苹果公司的第一款产品苹果I型电脑后，礼节性地对乔布斯说了句“保持联系”。第二天，穿着拖鞋的乔布斯就来到了特雷尔的商店，对他说：“我想与你保持联系。”
乔布斯提出让对方销售他的产品，磨不过他的特雷尔花500美元下了个50台的订单，但要求30天内供货。乔布斯和他的合作伙伴史蒂夫·沃兹尼亚克随即开始了繁忙的装配工作。人手不够，乔布斯就把自己的妹妹叫来帮忙。他们在合同到期前一天交了货，赚到苹果公司的第一桶金。
这些故事深深地烙印在了17岁的雷军心里。
1987年，雷军正在武汉大学计算机系读大学一年级，他在武汉大学图书馆读到了《硅谷之火》这本书，如痴如醉。沉浸在硅谷故事里，他深受其中所传递的硅谷精神的感召，一扇窗户在他的心中慢慢敞开。他激动地在武大的操场上走了两圈，内心好像燃烧着一团火。
他第一次明确了自己内心的一种强烈需求——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像乔布斯一样创办一家世界一流的公司，创造出一些伟大的产品，改变每个人的生活。
这就是雷军自驱力的重要来源之一。在那段时间里，武汉大学计算机系87级软件二班的同学们亲眼见证了一个优秀程序员的诞生。雷军是班里编程水平最高的学生，他在大学三年级时就知道的底层汇编、DOS内核、加解密、病毒自传染等技术，他的大学同学多是上了研究生以后才接触到的。在大二期间的某一天，雷军和他同宿舍的下铺兄弟崔宝秋去食堂打饭，走在下坡的路上，雷军告诉崔宝秋，他已经可以使用黑客技术制造出病毒了，这让崔宝秋惊讶不已。雷军的知识储备，比同班同学至少要提前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
软件二班的同学都喜欢曹家恒教授讲授的“汇编语言”这门课，曹教授的教学风格深入浅出，语言生动，还能自己编写教材，于是大家给曹教授起了一个雅号——“曹汇编”。雷军这门课的成绩尤为突出，拿到了满分。第二年，雷军的课后作业被编进了“曹汇编”新写的教材里。后来这种情况不断出现，在邢馥生教授编写的Pascal程序语言教材里，雷军的名字也出现过几次。
雷军对自己的专业达到了痴迷的程度。当年电脑还非常稀少，为了增加自己的上机功力，他用纸把键盘拓了下来，然后在这张“纸键盘”上每日练习盲打。后来这种方法成为武大计算机系最出名的练习方式，很多时候，老师在上面讲课，整个班的同学都在下面敲桌子。
大学三年级时，当其他同学还在忙着自己的功课，雷军已经修完了学分，开始在武汉的电子一条街出没。他帮助当时的一些电脑公司解决问题，经常拎着一个装着五英寸磁盘的盒子回来，里面放满了磁盘和他拷贝的软件。收集软件是当时极客们的最大爱好，雷军是这样，他的大学同学也是如此。
80年代末的大学理工男的宿舍也会有卧谈会之类的传统。在雷军的宿舍，大家晚上争论的话题大多是关于当时的黑科技，崔宝秋还曾经因为一个问题和雷军发生了分歧，他们为此打了一个赌。崔宝秋认为，计算机处理自然语言的能力远远不够，因此让计算机写作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雷军却对这件事持相对乐观的态度。他认为，只要语料足够，计算机可以从语料库里拿出语料组合出文章。
那时还是没有互联网的年代，大家却在为远期人工智能的实现能力而争论。崔宝秋甚至给雷军出了一个题目：你能不能让计算机写出一篇作文，题目是“爷爷和足球”。在崔宝秋眼里，爷爷和足球是两个关系较远的中文词汇，用语料堆砌的方法，没有办法讲出一个带有真情实感的故事。
大三期间，雷军构建了自己的专家系统知识库，把病毒特征放到库里，提供反病毒和诊断病毒的依据。他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论文投到了一个学术机构，结果被选中，因此他有了一个可以在全国青年计算机学会演讲的机会。雷军自己准备了一些胶片去成都进行演讲。回到学校以后，他自嘲地说：“本来是40分钟的演讲，没想到我15分钟就讲完了。剩下的时间我有点儿不知道该干什么，就把这些内容又讲了一遍！”听完雷军的话，宿舍里的同学哈哈大笑。
在很多同学眼中，雷军一直在自己的小世界里践行着极客精神。他是个发烧友、程序员，喜欢下围棋，外表看起来就是个三好学生，但是其实内心深处有点儿“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