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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雷军离开了学校分配的单位，自己创业过一段时间，之后进入金山公司。27岁时，他开始担任金山公司的总经理，做WPS、与微软鏖战、做卓越网、带领金山转型做网游，然后又经历金山上市，雷军一直以一个创业者的姿态践行着他年轻时在《硅谷之火》中领略的硅谷精神。渐渐地，他从一名活跃的大学生，成长为一个经常出现在新闻里的人物。大学同学经常在新闻里见到他，了解到WPS诞生、盘古软件失败等故事，也会听到红色正版风暴、政府采购金山等一系列消息。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大学宿舍的卧谈会一直没有中断过。毕业后，一些同学去美国读博士，雷军和他们从1998年开始通过邮件联系，经常探讨中美互联网界发生的种种趣事。以前，同学们总是对雷军说，希望从报纸上看到你的好消息。现在，他们打开互联网就可以轻松得知雷军的动态。
只要雷军去美国，都会第一时间和在美的同学取得联系。有时候同学会去接机，有时候他们还会彻夜长谈。
而在美国的同学也越来越多地亲眼见证雷军的一些重要时刻。2007年金山上市，雷军在美国路演期间，还在洛杉矶的一家叫作Double Tree的酒店大堂和崔宝秋聊到了深夜。他们畅谈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也谈到一些后起之秀如何正在中国快速发展。互联网这个江湖还很大，雷军的梦想也还有很多。另外，雷军谈道，金山一路走来，路途非常曲折，最后上市的市值也不是最高的，在雷军内心，上市是对大家的一个交代，但是对于雷军自己来说，他真的不甘心。
2007年，崔宝秋听说了雷军退出金山软件、转型为天使投资人的消息。他内心深处有两种复杂的感受在碰撞，一方面，他的第一反应觉得这不可能，因为这不是雷军的风格。如果雷军决定偃旗息鼓，这和雷军从大学时期就给他留下的一贯印象产生了偏差。另一方面，他替雷军感到惋惜，尽管做投资也是实现创业梦想的途径之一，但是这个途径和真正用创业的方式实现梦想并不一样。此时，崔宝秋的眼前浮现的是大学时期雷军和同学一起下围棋的场景，他总是在宿舍的桌子上铺开一张蓝色的塑料布棋盘，然后宣布开战。那时的雷军两眼放光，绝不服输。
其实，雷军的内心深处从来没有偃旗息鼓过。
从金山时期开始，雷军就涉足风险投资领域。而在退出金山，真正转型到风险投资领域的两年时间里，他慢慢地投出了具有自己特色的“雷军系”企业，甚至还花200万元投资了一个叫乐讯的手机论坛。当时大家都觉得这个案子太小，没有什么意思。但是雷军坚持做了这项投资，他认为通过这个平台可以近距离观察手机行业的发展，了解什么叫移动互联网。
雷军正通过投资这种方式近距离观察、思索新的产业机会，观望下一个时代风口。雷军身边的朋友此时对雷军的感觉是一致的——他不会甘于寂寞。他们不约而同地认为，雷军正在酝酿一个大计划。他们坚信，总有一天，雷军会宣布一件令他们感到震惊的大事。
从90年代开始，雷军经常会去大洋彼岸的美国，有的时候是去开会，有的时候是去路演，有的时候是去度假。深受硅谷精神感召的他，终于有机会在硅谷停留，感受这里的万物生长。
2007年，苹果手机发布，雷军作为发烧友，第一时间购买了iPhone。
iPhone改变了手机的形态。在欣赏苹果手机工业设计的同时，手机后面印着的一行字也引起了雷军的注意：Designed by Apple in California,Assembled in China（加州苹果设计，中国组装制造）。这一行小字让雷军很感慨——世界对于中国制造的印象还停留在组装上。最好的工业设计都是来自美国本土，世界级的品牌也大多来自西方世界。这让他除了思考手机本身以外，也开始思考品牌的力量以及中国制造业和西方国家的差距。
《定位》的作者之一杰克·特劳特（Jack Trout）曾调查过China（中国）对于品牌意味着什么，调查的结果是“Made in China”就是质劣价廉的代名词。雷军想到，中国到今天还没有真正的世界级品牌，还依然是世界工厂。就拿他最关注的手机市场来说，2009年这一年，在中国市场上，诺基亚依然以53.1%的关注比例独揽半壁江山，成为最受用户关注的手机品牌。排第二名的是三星。那一年，三星用机海战术在中国的高中低档手机市场全面开花。同时，三星作为中国3G运营商终端定制合作伙伴，在3G市场也有较大作为。索尼爱立信排在中国市场的第三名，获得7.2%的关注度，随后是摩托罗拉、LG。国产手机获得的关注度并不高。
在国产品牌的手机获得的关注寥寥无几的同时，山寨手机却横行于世。2008年，中国山寨手机的出货量已经达到1.01亿部；到2009年，这个数字达到了1.45亿。<sup><a id="note3" href="#note3n">[2]</a></sup>
在金山时期，雷军和谷歌公司合作过《金山词霸》手机端产品，在各种手机上尝试过适配；在做天使投资人期间，雷军又投资了UCWeb，体会过各种手机操作系统的流畅性。可以说，雷军对当时市场上所有的手机型号烂熟于心，也注意到了山寨机对市场的侵蚀。
看似在投资界“休息”的雷军，对这样的市场状况思考了很多。比如，苹果和安卓未来会在移动市场如何大显身手？比如，中国制造业的廉价形象能否彻底改变？再比如，如果自己再次出手，应该在哪个领域深耕细作？
除却国产手机品牌在国际市场的缺失，雷军也时常思考手机行业之外存在的问题。比如，他开始研究整个制造链条中的效率问题。那个时候他时常觉得商场里卖的东西简直是天价，昂贵得不合道理。比如，一件成本15美元的衬衣，在中国的商店里往往要卖到150美元，定倍率有10倍之多，而一双鞋的定价往往要在成本价的基础上再加5~10倍，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观察到这个现象，雷军很长时间都在思考，为什么制造业中生产和流通的效率长期得不到提高？为什么商业运转中间环节的巨大耗损要让消费者买单？所有针对削减成本的努力为什么都只集中在10%的生产成本里，而从不向90%的运营交易成本开刀？
“商业领域需要一场深刻的效率革命。”雷军最终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这一系列由点及面的想法慢慢地浮出水面，再次创业要做什么这一问题的答案也开始在雷军内心逐渐清晰：创建一家以安卓为底层、手机硬件为核心、软硬件一体的移动互联网公司，制造中国最好的手机硬件和手机操作系统。另外，用一种高效的方法解决中国制造的核心问题，改善整个社会运作效率低下的现象，用一种更好的方式，比如电子商务，让产品直接面对消费者，从而让商品具有极致的性价比。这样一来，他就可以从手机开始，逐渐地改变中国的制造业，创建有影响力的中国品牌。
想好这一切，雷军笃定了自己未来的方向。他就像《硅谷之火》里描述的那些年轻人一样，非常清楚自己内心的需求，他也相信《硅谷之火》里的那段描述：
我们今天正处于这样一个时代：充满幻想的人们发现他们获得了他们曾经梦寐以求的力量，并且可以利用这个力量来改造我们的世界。
往前冲，控制好节奏
2010年年初的一天晚上，晨兴资本董事总经理刘芹正在家里休息，突然，他的诺基亚N97手机响了起来，他看了一眼来电显示——雷军。于是他拿起手机走进书房，他知道，这将是一次时间很长的通话。从2003年相识开始，雷军和他已经共同投资了拉卡拉、UCWeb、YY语音、多看阅读等十几个项目，他和雷军之间的每一次交谈，时间都不会短，他的书房里有几块备用电池。尽管经常在不同的董事会上见面，他们依然需要经常在私下讨论一些细节。
刘芹深知，总有一天，雷军会和他说重出江湖的事情。雷军曾半开玩笑地和他说，再干就不是10亿美元的事情了，要干就干个百亿美元的生意。他早就感受到了雷军内心的那种跃跃欲试。
2003年第一次在办公室见到雷军时，刘芹只有29岁，只是一个进入投资行业不到3年的投资经理，由于长着一张娃娃脸，刘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更加年轻。用刘芹自己的话来说，他当时就是一个在前台跑项目的小毛孩儿，而雷军已经是中关村一名带着光环的年轻企业家了，经常出现在各种新闻里。第一次去见雷军时，他还背负着去见“偶像”的心理压力。但是没有想到的是，雷军没有一点架子，就穿着一件普通的T恤，顶着一头长发出来见他，像一个工程师一样和他畅所欲言。
第一次在金山见面，刘芹明显感觉到金山正在以“非常痛苦”的形式做网络游戏。刘芹当时很年轻，说话有点口不择言，本来是去和雷军请教迅雷下载前景的，却顺势评论了一下金山。他对雷军说：“金山的游戏研发能力非常强，但是也可能造成一个问题，那就是不愿意快速地抓住外部便捷的资源！”听完这话，雷军陷入了短暂的沉默。他非常明白刘芹指出的问题是什么，那时候，陈天桥的盛大网络正做得如日中天，主要是靠代理韩国的网络游戏，因此挣钱显得很轻松。晨兴资本投资的九城游戏，也是靠代理韩国和美国的游戏大作赢利。很明显，刘芹看到了眼前的一些问题，生发出了自己的思考。但是雷军就是这样一个非常相信工程师能力的人，他愿意更多地依靠自己。
虽然刘芹比雷军年轻4岁多，而且当时两个人的“江湖地位”有着巨大的悬殊，但是他们一见如故，此后也经常在一起交流，有的时候假期还会一起去滑雪。2009年，已经成为天使投资圈内著名投资人的雷军和刘芹聊天时，希望刘芹总结一下自己投资的方法论，比如，怎样才能成为一个成功的投资人？做投资最关键的是什么？刘芹觉得这些问题很宏观，想了一下说：“做投资肯定有很多值得总结的道理，但是我觉得做投资最重要的素质是勤奋。我相信，作为一名投资人，你必须足够勤奋才可能成功。”雷军马上反驳道：“我现在最不相信的就是天道酬勤。”
雷军总是说，自己是被天道酬勤“耽误”的。从金山退出后，雷军一直在进行痛苦的复盘，在和刘芹交流时也会有一些真情流露。他还会谈起自己没有在互联网崛起之初抓住机会的核心原因，以及自己错过了哪些机遇。最简单的一个例子是，1999年雷军去美国考察时，就注意到了刚刚崛起的谷歌，他甚至还在回国后写了一篇文章详细描述了这家公司的新锐模式和理念，但是出于各种原因，他没有后续动作。这让他深刻地体会到一点：在互联网创业领域，必须快速行动。
机遇这个词，时常会出现在他们的对话中。作为天使投资人，没有人比他们对把握机遇有更多的发言权了，也没有人比他们更相信机遇背后潜藏的巨大势能。看到机遇，把握机遇，在机遇的洪流中纵身一跃，几乎是他们的本能和天职。
2009年6月，中信出版社出版了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T. Gladwell）的《异类》。作者对社会中那些成功人士进行了分析，让人们看到了一连串颇感意外的统计结果：英超联赛大部分球员都是9月到11月出生的，比尔·盖茨和史蒂夫·乔布斯都出生于1955年，纽约有很多著名律师事务所的开创者竟然都是犹太人后裔，他们的祖辈都是在纽约从事服装生意。
这些结果让人意外，但是看到统计背后的故事就会恍然大悟。英超球员注册的时间是9月，在同期的球员中，9月份出生的人实际上比8月份出生的人几乎大了一岁。一岁的差距对他们的职业生涯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乔布斯和比尔·盖茨都是1955年出生的，在他们大学毕业或辍学的时候，个人计算机行业刚刚开始发展。出生太早，无法拥有个人计算机，而出生太晚，计算机革命的时机又被别人抢占了。
说到底，异类从来不是异类。成功者都是历史与环境的产物，是机遇与积累的结晶。
刘芹在读过《异类》之后，便成了格拉德威尔的信徒，对机遇的概念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发现国内PC互联网创业者也存在这种巧合。雷军、丁磊、李彦宏、马化腾都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生的，而互联网在国内兴起之时，正是这群人大学毕业两年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