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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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在距离奥兰多半个地球的上海的我，也是这样告诉自己的。这是自1971年迪士尼世界开园后公司最为关键的一步棋。在公司近100年的历史中，像这样一个让我们投入如此之多且成败关系如此之大的项目，我们还是第一次遇到。我没有选择，只能划分界限，将注意力集中在开幕式最后准备阶段的细节之上，我把信赖寄托在奥兰多团队身上，也寄望于我们公司既有的工作章程。

我们有一个能够查找员工行踪的系统，以备在遇到不测时使用。如果有坠机事件、龙卷风，或是山火，我便能得到信息，知道有谁行踪不明，有谁必须从家中撤离，有谁失去了亲友或宠物，有谁的财产遭到了损毁。我们在全球的员工远超20万名，因此只要遇到灾难，那么自家员工受到牵连的概率就不会太小。2015年巴黎恐怖袭击之后不到几小时，我就得知与我们合作的一家广告公司有员工遇害。2017年秋天拉斯维加斯枪击事件发生之后，我立即得知我们有60多名员工在当晚参加了露天音乐会，其中有50人认识被杀或受伤的受害者，中弹者有3人，而一名洛杉矶迪士尼乐园的员工则不幸身亡。

上海时间周二的早晨，我们获知在夜总会枪击案中身亡的受害者中有两名是我们的兼职员工，还有几名是员工的朋友或亲人。我们的创伤心理咨询师开始行动起来，他们与受到波及的人取得联系，并提供了心理咨询服务。

我在乐园开幕式前几天的日程安排已经精确到了以分钟计数的程度：带团参观乐园，搜集反馈意见，参加彩排并对开幕式表演给出最终建议；主持股东、厂家以及董事会成员的午餐和晚餐以及会议；与中方重要人士会面，以示应有的尊重；为上海市儿童医院捐献“欢乐屋”；练习一段部分英文部分普通话的简短开幕式演讲。其中有一些时间供我化妆、换衣，或是见缝插针地吃口东西。周三的早晨，我带领着大约100名贵宾参观乐园，在场的有杰瑞·布鲁克海默<a id="noteBack_7" href="#note_7">[7]</a>(Jerry Bruckheimer)和乔治·卢卡斯(George Lucas)，我的一些直接下属及其家属，以及我的夫人薇罗和孩子们。大家都头戴耳麦，我则一边带领他们穿过乐园，一边通过麦克风讲话。

我仍清晰地记得，大家正走到探险岛和宝藏湾之间的时候，包正博走过来把我拉到一边。我本以为他要给我提供更多关于枪击案的调查信息，于是凑过身去，好让对话不被别人听见。“奥兰多出了一起鳄鱼袭击事件，”包正博低声说道，“一条鳄鱼袭击了一名幼童，是一个小男孩。”

我站在人群之中，一边听包正博讲述他目前所知的信息，一边掩饰着逐步加剧的恐惧。袭击事件于晚上8︰30发生在乐园的大佛罗里达人度假酒店，现在上海的时间是上午10︰30，也就是说，袭击发生在两小时前。“我们还不知道孩子的情况如何。”包正博说。

我本能地开始祈祷，无论如何，孩子也不能死。而后，我又开始翻找脑中关于乐园历史的记忆。这种事情以前发生过吗？根据我的了解，在乐园开放的45年间，从来没有一位顾客受过袭击。我开始在脑中勾勒酒店的环境。包正博告诉我，袭击发生在度假区的海滩上。我在大佛罗里达人酒店入住了多次，对海滩情况非常熟悉。那儿有一处潟湖，但我从没见过任何人在里面游过泳。等等，不对。一个男人在湖中去取他的孩子弄丢了的气球的画面浮上脑海，这大概是5年前的事儿。我记得拍了一张他一手拿着气球游回岸边的相片，还暗自好笑，觉得父母为了自己的孩子真是什么事都做得出。

参观结束后，我等候着更多的消息。对于什么信息上报到我这里、什么信息由别人处理，我们是有相应规定的，一般来说，我的团队会等到他们核实完消息的真实性后再告知我(而我有时则会指责他们没有尽快把坏消息报告给我，这也让他们深感委屈)。这一次的消息虽然立刻就传给了我，但我却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更多。

夜总会枪击案后被我们派回的乔治·卡罗格里迪斯恰好于鳄鱼袭击发生前后着陆，他立马开始着手处理，将不断获取的信息传达给我们。我很快就获知，男孩失踪了，而搜救队还没有找到尸体。男孩的名字叫作雷恩·格雷福斯(Lane Graves)，两岁大。格雷福斯一家住在大佛罗里达人度假酒店，原计划到海滩上参加预先安排好的电影之夜，但电影因闪电取消，于是格雷福斯一家以及其他几家人决定待在海滩上，让孩子们在旁玩耍。雷恩提着一只桶在海边盛水。正值黄昏，一条浮上水面捕猎的鳄鱼恰好潜伏在浅水区。鳄鱼咬住男孩，把他拖入水中。乔治告诉我，格雷福斯一家是从内布拉斯加州来到迪士尼世界的。一个紧急救援小组正与他们在一起，我也认识小组里的几位成员。他们都是救援好手，有他们在场，我觉得很欣慰，但这对于他们，无异于一场挑战极限的考验。

我们在上海的“梦想开幕”音乐晚会也在同一晚举办，音乐会由一支500人的管弦乐队演奏，另有闻名世界的钢琴家郎朗担任钢琴弹奏，阵容还包括一众中国最受尊重的作曲家、歌手以及音乐家。在音乐会之前，我为中方官员和来访贵宾们主持了一场晚餐会。我虽然竭尽全力地将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职责上，但心里却不断牵挂着身在奥兰多的格雷福斯一家。举家来到迪士尼世界却偏偏在此遭遇如此不可想象的劫难，这个念头如一片乌云一般，笼罩了一切。

6月16日周四，开幕当天。我在清晨4点起床，试图通过运动整理思绪，然后漫步到同层的一间休息室，与我们的首席传讯官泽尼亚·穆哈(Zenia Mucha)会面。泽尼亚已经与我共事了十多年，和我一起经历了高峰和低谷。她是个严厉之人，如果觉得我犯了错误便会直言不讳地当面告诉我，也总是处处为公司的最高利益着想。

消息已经广泛传播开来，我希望迪士尼的回应由我亲自传达。我看到，有的公司会在危急之下派出一名“公司代言人”来进行官方发声，我一向认为这种方法不但冷漠，还显得有些没胆。许多企业的体系都会将首席执行官隔离并保护起来，有时甚至过了头，我下定决心，在这次的问题上绝不这样做。我告诉泽尼亚，我必须发表一篇声明，她立刻表示这样做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