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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我六岁起直到我十七岁为止，无间断地给我授业。不但我对他要比对其他老师亲昵些，就是那四位太妃，以及我父亲以次的所谓"王公大臣"，也都是对他表示着相当的尊敬和信赖。就是在反动报纸杂志上，居然也把他说成是"帝师"中的首位和把他列在A级"遗老"之列的。
他的性情是和蔼的，为人处世也很圆满，并且富于忍耐性。虽然在我小时，他也曾经常皱着眉头，拿"君子不重则不威"来批评我的顽皮，但我并不怕他的皱眉和批评，总是接着他的"君子不重则不威"的话尾，拿"学则不固"来抹稀泥。
他不但是我的启蒙老师，教会了我读书识字，同时也曾毫无愧色地完成了污染我灵魂的"地道工程师"的工作。他曾把封建统治者所必备的本领，成本大套地传授给我，使我在日常的言语行动中，一天天地把它逐渐具体地表现出来。他时常从老近视眼镜中双眼眯成两道缝向我赞叹道："有王虽小元子哉！"来表示他对我的爱和期许。因之我就越发以"天之元子"自居起来，认为除了天地祖宗就得算我为大。
他还善于把他在清朝时代当一品大员的事，铺张渲染成为一幅太平天下的景象，同时，更把辛亥革命以后的军阀割据混战局面，归咎于共和制度的不好。他就是经常这样拿这种带有歪曲性的新旧对比，来作为守旧排新的泄愤工具的。例如，他拿当时某遗老所作的谩骂中华民国的对联"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即暗射"民国总统不是东西"之意），当作一种美谈资料来说，并称赞这是一个绝妙好辞的讽刺。同时他还画龙点睛地拿"旁观者清"的四个字横批，做出挑拨性的结论来。请想一想，像是这种富有煽惑性的日常讲话等，又怎能不把我满肚子的狭隘民族主义，犹如火上浇油一般地给煽动起来？他还特别强调书中所写的"忠孝节义"等，这类带有麻醉性的事迹和意义，使我认为这就是"亘万古而不磨"的"天经地义"，和人人必须遵奉的"金科玉律"。这还不算，他还善于把"非圣人者无法，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也"之类的铁帽子，高高祭在空中，作为排斥"邪说"，随便用以扣人的唯一法宝。他还把"敬天崇祖"思想和"尊君亲上"思想，巧妙地配合起来，例如，经常拿歌颂清朝历代皇帝----尤其是康熙和乾隆二代如何"勤政爱民"和怎样的"丰功伟绩"并"龙种自与常人殊"一类的话，结合到我的身上，而使我在不知不觉之间，就产生出一种居之不疑和舍我其谁的错觉来。
对于袁世凯，当然是被他经常当作谩骂材料的，就连对于孙中山先生，在他也是毫无例外地加以冷嘲热讽。可以说是，从既当中华民国大总统，又兼清室太保的徐世昌起，直到在当时文坛上、政界上颇负盛名的樊增祥、易顺鼎以及临死还没有忘记请求"清室赐谥"的赵尔巽等人为止，在他的眼中，都认为不是"伯夷叔齐"，而是"遗老"中的变节分子。因为他们之中有的做了民国的官，有的拿了民国的钱，所以他们都是应该被列入《贰臣传》中的人物，不能和自己的"遗老"身份相提并论。就以我结婚时的一个事例和其他的二三事例为证，就可以看出这种见解在当时对我的影响如何了。
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一日天津《大公报》上，就曾以"大婚汇闻"为标题在其中并有这样一行的小题目："徐太保礼单干犯宸禁"，其下原文为"......前大总统徐世昌，曾为前清太保。至今清室犹有太保徐世昌名（并未辞职，或云尚领太保之俸）。因清帝大婚，徐送礼四色：一为如意，二为紫榆八合圆桌，三为采缎尺头，四为屏风。礼单具名徐世昌谨赠五个字，清帝颇不谓然，说徐世昌还有太保之职，如何用'徐世昌谨赠'五个字？他如果是现任总统，我们应该尊敬他，他既不是民国职员，又系皇室太保，未免不合规矩！"其实这并不是我的不满，实际上就是这些"遗老"对他的挑眼，不过是，这种看法的影响，对我却是相当大的。又例如，在奕劻死后，曾请我给个谥法，我父亲认为应给他以一个美谥，我认为他曾勾通袁世凯，加速了清朝统治势力的崩溃，是不能给予他以什么忠、贤、良、康之类的好字眼的。于是就在折中的办法下，把密字作为赐予他的谥法。至于这个密字究竟作何解释？我现在久已忘掉，反正不是一个"美谥"就是了。我的老师们对我的这种青出于蓝的学究式见解，还称赞过我"圣明"呢。还有当赵尔巽托人请求我赐谥时，我也曾认为他是属于贰臣一流的人，最终拒绝了他的请求。像是这种既反动又愚蠢的事例，还多得很。总之，这些都足以证明我灵魂深处的反动本质都是从哪里来的。还有，在张勋背叛民国，干出复辟的罪恶勾当时，这位陈宝琛老师，也不知道是从哪里忽然来了一股勇气，竟会把好好先生的面具揭了下来，露出了反动学究的本来面目，居然不惜落井下石地提出了应把黎元洪赐死的高见来。这时我虽然只十二岁，也听得大吃一惊，就是满脑袋糨子的张勋，也没敢采纳这种冒失献策。我现在再谈一谈他的家庭情况。
当然，在他那样老守旧的家庭里，事无大小，都得在他那老家长的绝对支配下来处理。其实并不尽然，在他家中青年一代要从封建专制桎梏下挣脱出来的新的气氛，经常要和他那死守旧阵地的顽固保守思想发生着不断的摩擦。并且这种新的萌芽还在暗中一天天增长着。尽管他曾因为他的一个小儿子不肯去做古书中的蠹鱼，而拿出了家长的权威，进行过"家法管教"，但是他的那种外强中干的腐朽保守力量，已经在他的儿女面前也只能是吓唬不了人的纸老虎。例如，每当他下朝回家之际，当他的马车快要进胡同的时候，给他赶车的人，必定要把脚下的车铃踩得山响，为的是预先暗示家人，表示老头子就快要到家的意思。于是他的这些儿女，在听到了这一照例的警告之后，便把开放着的家门紧闭起来，把放在院中的桌椅和糖果、汽水之类，连忙藏入屋中，大家都把这种快活嬉笑的场面，立即变成为一种死气沉沉"端庄中正"的空气，然后才迎接老头子走进家门。当然，他看了这种严肃家风，是会感到满足而自诩为治家有道的了。固然像是这样的家庭中难念的经卷，绝不止于陈家一家，因此，我想凡是封建专制家庭，谁家也是会各有一本这样东西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任凭顽固守旧的反动力量怎样想要摧毁寻求幸福、自由的新生力量，其结果，不是新生力量被摧毁而是旧的力量渐次被削弱，最后则以统治势力的全部崩溃而告终。小而一家，大而一国，或是整个社会，所有一切守旧势力失败的过程，差不多都是如此。
我的这位老师，大约在平素也是在遵守着人生一世洗三次澡的原则（就是说生下来洗一次，结婚时洗一次，死后沐尸一次）的吧？每一到了夏季暑气蒸烘的时候，从他身上就会发散出一种既酸又咸，莫可名状的臭味来。因此他的一个得意门生----佟济煦就曾委屈宛转地对他做了忠告说："老师！还是常常洗澡好，因为洗澡对于个人的身体健康会有些好处。老师不是常患有一种皮肤病吗？我想能常常洗个澡，一定很快就会好的。"这位陈老夫子，听了这一娓娓动听但不入耳的门下弟子的忠告后，便满心地不受用，但他究竟不愧是个饱读孔孟之书的人，动心忍性的涵养功夫确是有了相当程度，并未拿出使弟子难堪的颜色来做回敬，只是正颜肃目地反问道："你说的这番话，也有些道理。不过是老朽余年虽未经常洗澡，却也健饭如恒，可是你呢，却不断地洗澡，为什么还不免于时常闹病呢？"当然，老师既然绷着脸说出了这样不厉而严的歪理来，他的这位高足因话不投机，便也只好一揖而退了。
我在这里还想就便介绍一下我这位老师"桑梓情殷"的旧社会中所谓的美德：
因为他是福建人，所以对于福建的同乡总是抱有一种带有宗派性的同乡爱。他的交游，他的来往，总是福建省人居大多数，每当他会客之际，总是在客厅之中会流露出一种压倒的乡音来。像是从清宫时代起一直到伪满时期止，一向在我身旁的佟济煦和那臭名不可向迩的大汉奸郑孝胥等，都是因为和他有同乡关系，才在他的所谓荐贤下，给弄到我身旁来的。固然是这种狭隘乡土观念成为他个人身上的一种毛病，但是受到他的影响，也遗给我，带来不少的罪恶后果。
还有，在我十五岁时，由于爱时髦的关系，以及西洋老师曾嘲笑过辫发的关系，我也渐渐对辫子失去了兴趣。不过，像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这句古训，我是知道的，发辫乃是清朝祖制，这种道理我也是认识得清清楚楚的，所以我就想如果要公开地把辫子剪掉，不用说一定会遭到麻烦，倒不如拿起剪子来自己剪去了事，于是就用剪子把它剪下去了。果然对这种不比寻常的宫中"大事"，有的太妃曾为此而流涕，也有的为此而深加惋惜。就连我的这位老师，也同样是对此觉得满怀不快。但是他对我却又无可奈何。劝阻吧，已成为无的可放之矢，默认吧，又觉得实在憋气。于是他就在我的面前，对步我后尘的毓崇，意味深长地挖苦道："你把剪下来的辫子卖给西洋妇人做假发，倒是可以得一笔钱的。"这就是这位老先生本着古代儒臣事君之道，推陈出新地发挥了"成王有过，则挞伯禽"这儒意的。
其次，是我的陆润庠老师。他是苏州人，因为他擅写一笔所谓馆阁体的楷书字，所以，在当时的清宫中，随处都可以看到他的笔迹。他的性格虽不似陈的随和，但对于我，却是严守着"虽师，臣也。虽徒，君也"的严格礼教，未敢越过鸿沟一步，并且也曾不遗余力地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名教理论来灌输我，培育我。不过是，在他给我授课的几年中，也曾有过一次例外的感情爆发。这一次是由于我过于顽皮淘气，才把这位老师给惹得暂时忘却了"君为臣纲"而恼火起来的。原因是：有一天我总不肯规规矩矩地读书，不断地把身子摇来晃去，左扭右转地闹着，并且还想离开读书的席位走下椅子。他在最初还是下气怡声地拿着所谓君臣的礼貌，含含蓄蓄地用话来打动我。当时的我是绝不会体会到老师这种取瑟而歌的弦外余音的，所以仍然是不以为意地仍要下地。这时他见此法不灵，便又稍稍加重了语气，来做进一步的谏诤，但是仍嫌轻描淡写无济于事，我的闹法反倒加剧起来。这时，他有些忍耐不住了，便摘下了他那恭而有礼的斯斯文文的面具来，暂时忘却了尊卑上下之分，大喝一声道："不许动！"我在这种素来未听到过的晴天霹雳之下，立时老实起来了，身子也不敢乱动了，也按部就班地读起圣贤的书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