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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五、庄士敦和我的崇拜帝国主义思想</h3>
我从六岁起一直到我十四岁，都是专门学习着所谓"五经四书"。我到了十四岁的那一年，才开始学习英文。我那英文老师是英国人。姓名是：雷湛奈尔德•弗莱明•庄士敦。他从一九〇〇年起就曾给当时的香港总督当过秘书一类的职务；尔后又当过一任英帝国主义侵占我威海卫时的所谓行政长官。他是个终身独身者，曾在亚洲过了二十多年的生活，并且还遍游了我国二十几个省份。他平日经常自夸的是："中国的四大名山，除了北岳恒山，我都到过。"当然他还会说一口好中国话，对中国的经史子集以及佛经等，他都曾下过苦功夫钻研。他不但钻研过我国唐宋诗词，并且还是这方面的一个爱好者呢。只有一样，在他说来却是一件遗憾的事：就是他对于写我国的方形汉字，确是感到了十分棘手。我曾看到他所写的汉字，写得是歪歪扭扭幼稚得很。
在当时的一般中外人士都承认他是个所谓的"中国通"。我在当时也觉得他的确是一个很能了解我国风俗人情的人。现在想起来，什么"中国通"，什么能了解中国的风俗人情，他不但是英帝国主义派遣到我国来的特务，而且还是一个曾经当过殖民地统治者的祖国人民的敌人哪！
他之所以能够给我当上英文先生，在名义上固然是由于当时的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的推荐，其实则是由李鸿章的第三子李经迈（他曾随同我叔父载涛到外国考察过陆军）给介绍的。
当他乍一来教书时，因为他是一个外国人的关系，我每天还是按照预定的时刻到毓庆宫去学习英文。后来日子多了，彼此也熟悉了，我那"逃学"的老毛病便又复发，甚至有时也让他"放假"一日，他也无可无不可地做了通融。
在一起初授课时，固然他已被列在"帝师"之列，但由于他毕竟是一个外国人，所以每当在他授课的时候，总有一个太监侍立在一旁。过了些日子，庄士敦觉得这种监视有些讨厌，尤其这是在教汉文时向来所无的一种创举，于是他愤怒了，就给我父亲写了一封发泄不平的信。结果是，后来在他授课时，也把这种监视的眼睛给撤销了。
我记得有一年在过年的时候，他到宫里来，宫中的太监是不懂得什么内外之分的，所以对他也就采取了和对中国老师毫无差别的对待：按照一向惯例，纷纷向这位外国老师叩年讨赏，不但是每日给他斟茶倒水的懋勤殿太监饶不了他，凡是和他有些瓜葛的各个小单位，例如，当他每次进宫时，所必须通过的门，那么这些看门的太监，便会有向他揩一下油的资格。于是，这位庄士敦便深深感到了不满，而发了一阵空牢骚。其实，在旧社会里，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今天想来，王公大臣既然贿赂成风，又何必单独责备那些可怜的太监呢？久经中外官场的庄士敦爵士，如果说对于贿赂一事完全外行，也不能令人相信，他的不满也许因为他不幸成为一个难以抗拒的索贿对象，而自己并非心甘情愿吧！
我和他学习英文的时间是排在下午的。固然我一共和他学了三年多的英文，但总的说来，也是在一曝十寒式的用功情况下，做了学习。只是普通的会话和英文四书之类尚算对付（但须仰仗我的汉文老师的帮忙），像是什么英文报纸和一般的英文书籍等，我则是无师便不能自通了。
尽管如此，可是我和庄士敦那几年的接触，却给我添了不少所谓时髦的习气；还给我对西方国家的盲目崇拜，以及尔后的滚入帝国主义的泥潭，打下了最初步的基础。
庄士敦时常对我讲述他赴各国以及赴我国各地游历的所见所闻。同时他也未曾忘掉替英国以次的各西方国家做吹嘘。例如，夸耀欧洲列强如何文明，如何繁华，如何富强之类。于是就使我渐渐对之生出一种油然向往的心情来。因之也使我逐渐感觉到宫中的一切，确是有一种说不出的腐败气息。那时，我时常在心中暗想：我从三岁起就来到这个深宫，先不用说旁的，就连一个人随便到街上走一走、看一看的起码自由都没有。真是的，如果老是这样过下去的话，岂不就得在这个小皇城圈子内了此一生？由此我便有了要往西欧国家去留学的念头。在另一方面，我所读过的中国历代历史中，历代末期皇帝在每一个改朝换代里，差不多都没有什么好下场。因此我就想：在成立了中华民国，推翻了清朝统治政权之后，我还被留在皇宫之中，过着"关门天子"的生活，像是这种"燕巢幕上""鱼游釜底"的生活，难道能够永远继续下去吗？迟早恐怕是难免要发生危险的。尤其是军阀在连年打着内战，甲起乙伏地永远看不到安稳的局面，真说不定哪一天，在哪一位军阀的手里，就会把这个"优待条件"取消。进一步，甚至连我这条生命，也恐怕搭在里头。倒不如来个远走高飞，到欧洲国家那里去留学，开一开眼界倒也不错。从此，就使我那颗徒然向往的心，更进一步变成为我的艳羡和渴慕了。
我在学习英文的这段期间，也和当时城市的小资产阶级家庭中的时髦青年学生一个样，产生了一种只知模仿欧式的皮毛，滥用外国语的新倾向来。例如，庄士敦曾给我起了一个"亨利"的外国名字，我觉得很高兴。后来还给我爱人婉容也起了一个"伊丽莎白"的名字。此外我的弟弟妹妹也都是人人有了一个外国名字，在彼此称呼时，总是什么"玛丽"呀"莉莉"呀地叫着，并且还把"我""你""他"以及什么钢笔、墨水之类的名词，也都拿英语掺进彼此间的中国话中来用。这恰恰是和当时社会上所流行的那些密斯王、密斯特李之类的所谓时髦语一个样，真是使人听着肉麻已极，像是这种习气的蔓延，现在回想起来，还使我觉得身上有些麻酥酥和脸上有些热乎乎的呢！
还有那位庄士敦先生，他的确是有一种能够适合当时环境的"保护色"的。他和陈宝琛等在一起的时候，他居然也会模仿他们的风度和习惯，装出一副"帝师"的架子来。例如，当我"赐"给他以头品顶戴和貂褂时，他便也衣冠楚楚地改扮起来摄影留念；当我给他的西山别墅写了"乐静山斋"四字匾额时，他也知道把它刻下来，并且还朝衣朝帽地扶着它照出相来分送知友；他还本着《论语》中"士志于道"的意思，拿"志道"两个字来配合"士敦"的"士"字而当作自己的"雅号"；有人喊他一声"庄师傅"，他也会欣然色喜地来答应；他还会向那帮老学究做自我宣传，例如，在他的英国家中，把我以及各王公大臣送给他的东西特别陈列在一间大厅里，永为纪念，并说在他的故乡中还建立了一座"五柳先生祠"等，来做随乡入俗的迎合手段。总之他在这些地方，的确不愧是一个旧社会中的"中国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