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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我十七岁结婚以后，便是我到了汉英两门课完全毕业的时候。这时因为再用不着叫他来教英文，便派他去管理颐和园的事务。于是这位庄先生便高高兴兴地当上了颐和园的"山河之主"，一直到一九二四年我离开清宫以后，他才算是和我脱离了关系回到英国去了。
后来我在天津时，他也曾到天津来看望过我。当我到了东北之后，他也曾到长春来访问过我。那时日本帝国主义方面，对于他的不远千里而来，很是伤了不少的脑筋。既不能公然拒绝他到东北来，但对于他的来，又觉放心不下。据说他由英国到东北来，路经日本的时候，就有不少的"日本朝野名流"给他开过欢迎会，更在日本报馆记者对他做了多少次的明察暗访之后，他才到长春来的，在长春住了些时日就回英国去了。后来他就死在他所买来的苏格兰某小岛上。
其实，日本帝国主义对他的猜疑，也是枉费心机。因为他对我当上了伪满洲的傀儡，不但没有什么反对的意思，并且还表示过为我而高兴呢。若问我与这位英文教师的师徒关系如何？我想可以引用一本描写我的书的话为证："这皮夹是你自己买的？进口货？我旁敲侧击地试探着......'噢，您问这个吗？'溥仪轻描淡写地说：'是那个英文老师庄士敦给我的，里面原来放着他的相片，后来被我扔了。我现在就用它放起这几张照片（我过去妻子的相片）来啦！'他笑了起来。我想，那位苏格兰老头儿如果有他的西方在天之灵，为了这个理由又该责备溥仪一番了。"
这就是别人对此事所下的结论。
我也同意他的这个结论。
<h3>六、我的残忍性格</h3>
我从幼时起，一直就在那封建专制制度淫威起着绝对作用的宫廷中，看惯了折磨人、打人、骂人的人吃人的情形。所以，我也就觉得"峻法严刑"不独是"治国服众"的妙诀，就是在"齐家"之中，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件法宝。于是乎我就逐渐变成为一个富有残忍性的吃人魔鬼了！
不过是，把我由一个普通的人，变成为一个灭绝人性的恶魔，在这一段过程之中，是充分可以看出自有其一种逐渐发展变化的步步程序的。因此，我还是先从我幼时说起。
在我小的时候，固然也有时向太监等发一发脾气，不过是，他们并不怕我。相反地，每当我过分地大动肝火时，在我身边的总管太监张谦和必定会拿出保姆而兼"医生"的态度来，满有信心地宣布道："万岁爷心经里有火（就是说心中急躁是由于有了'肝火'）了！"于是，就在他一声令下，开始用一种极其巧妙的方法来给我"泄火"。方法倒也很简单，只要他们把这个有了"肝火"的孩子，请到一间空屋子内，然后从外面把门一关，就可以达到"泄火"的治疗目的。当然，一个孩子被人给关到一个空屋中，欲出不能，呼吁无效时，是会急得如热锅上蚂蚁一般要大叫大闹的了。但是，目的是要给我医治"肝火"，所以任凭我怎样周章狼狈地用手来捶门，怎样暴跳如雷地用脚来踢门，怎样喊破喉咙地大声来叫门，门外的那些"医生"是一概置之不理的。结果是非把我逗哭了不可。不过是，光是流出了眼泪，发出了哭声，还是无效，非得等我号啕大恸得达到了"医学上"的许可水平程度，他们才会开门把我"赦免"。这时我当然是会老实了，当然是不敢再轻易发脾气了。
他们把这种每试必灵的治疗方法，叫作给我"败一败火"或是"出一出火"。
在这种对我极其不利的当时环境下，即使我有时还不免向太监发一些脾气，但已不敢过分地来发火，因为他们有"泄火""出火"的有力应付手段。所以在那个时候，太监对我，不但有时会有恃无恐地来做反唇相讥，甚至有时他们的火比我的火还要大些，所以结果差不多都是在他们的大吵大闹下，以我的让步而告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