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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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一、白河上的黑夜枪声</h3>

在平日里恰好像是一条金黄色软带蜿蜒不断地漂向沙碧海中一般，用它那安闲而恬静的金色晴波缘把那些大小不同、形色各异的船只，从那左弯右拐的津沽独特风味的黄土地缝中，源源不绝送到渤海湾中去的白河，今天晚间映入我的眼中，却完全与往日大有不同，只觉得那条淡淡融入在夜幕魔性般黑影中的蛇行流线，也不知是什么缘故，已经不再是那样幽静、动人心弦、富有诗意，荡漾金波像变成要吞噬掉一切的魔龙血口似的。因为，那天晚上在我来说，固然是正要走进多年渴望已久的罪恶迷梦世界，但是，与其说我是抱有一种孤注一掷的赌客心情，倒不如说是拥有一种说不出的渺茫哀愁滋味。

说是做贼心虚也可以，说是一种空虚心境也差不多，总而言之，在当时的那种又喜欢又惧怕被人察觉的无耻汉奸心理，真是复杂多端，不是用笔墨能够形容得出来的。

不但是我，就是"老江湖"的郑孝胥和他那青出于蓝的儿子郑垂，以及日本帝国的强盗们，也都是带有一种极其紧张的颜色，大家都默默无言地坐在各自的座位上，只能听到那单调的船底划浪声音。

愈是紧张，愈觉得时间这个东西就好像是故意要专门和人作对似的，把每一秒钟的长度，恨不得都要把它延长到一分钟，甚至比一刻钟还要长些。

这时，忽然听到离船不远的岸上，传来了一声低沉但是清晰有力的怒喝声："停船！"

这一晴天霹雳的喝令停船命令，是从守卫着自己祖国神圣领土的勇敢士兵口中，喊出来的正义呼声。果然是邪难归正，于是就在这艘贼船中，引起了种种的惊扰的反响。立时就有一种鬼鬼祟祟的零碎声，打破了开船以来的沉闷空气压力。

我当然不必问，早被守卫自己祖国的同胞勇士的怒吼，给震得目瞪口呆，只能是木然坐在那里。郑氏父子也并不比我强多少，也都是睁大了眼睛惊恐异常，有时又像是乞怜似的看一看这伙日本狗强盗。两个日本浪人上角利一和工藤铁三郎，也同样现出了束手无策的惊惶样子。只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那群人，尚在他们的头目的指挥下，从船舱上了船上甲板，弯着身躯东奔西走；有的架好了机枪伏在甲板上做着预备放的待机姿势，也有的端起步枪做好了卧射的准备。这时船上的灯火忽然一齐熄灭，同时又听得从岸上发出了一声清脆的枪声，于是这艘贼船便发出了一阵异样的机器吼声，只觉船身一歪，便像是一阵风似的直掠岸边向前急驶而过了。

这时这艘贼船的满船贼匪，才都像是缓过一口气来似的小声谈起话来。不久舱内的灯也亮了，也听到了一阵阵空虚笑声。当到了大沽，在等待换登日本商船"淡路丸"之前，他们把日本士兵所吃的酱汤、咸白菜、鸡蛋、日本酒和米饭端来分给大家吃，那个自夸自负已成固癖的郑孝胥便在他的儿子郑垂的翻译下，摆出一副"脱险英雄"的神气来，慷慨激昂地和日本帝国主义分子们哈哈大笑地干了杯。上项所说的"滹沱麦饭"云云，就是从这里发生的，就是因为郑等和我在这只贼船中吃了一顿日本侵略军中的大麦和大米的混合饭，于是这位对封建旧历史颇有心得的郑孝胥，在后来伪满汉奸政权成立不久的时候，他便亲自写出"滹沱麦饭"和"不忘在莒"的八个字，命人刻在两枚木质图章上送来给我，前者是套用东汉刘秀在兵败之际渡滹沱河时，只有他的部将冯异卫护着他，不独给他烤干了被雨水淋透的衣服，还亲自炊了麦饭给他吃的故事，固然在表面上是以"中兴"汉代封建王朝统治的"光武"来比我，其实还更是自己暗暗以冯异自命，不但是称颂了大树将军----冯异的所谓"功劳"，还暗暗启示我："可不要忘了你的劳苦功高的'大树将军'郑孝胥啊！"至于后者----"不忘在莒"的意义，则只是聊作陪衬地以春秋时代鲁昭公的奔莒来做警戒，叫我坚持反动立场所谓"安不忘危"而已。在这两枚图章的意义来说，前者是主，后者是宾，前者是主题，后者是陪衬。

然后，我们这一群魑魅魍魉便在大沽口改搭了日本的商船"淡路丸"到营口去，而那批从天津一路上担任"保镖"的二十几名日本帝国主义的喽啰，便算是任务达成而回到天津复命去了。

<h3>二、对翠阁温泉旅馆</h3>

当时的这个大沽口，拿我回想过去的心情来说，它对我确像是旧社会中所惯于形容的"鬼门关"一个样。自从我这个身子搭上了日本商船"淡路丸"后，更算是整个地把自己所有一切，都毫无保留地甘心交到日本狗强盗的手中。唐人的诗中有"无端更渡桑干水，却望并州是故乡"这样的诗句，固然在一九三一年的当时，我在那股子封建统治阶级罪恶思想的邪气笼罩下，不但根本不可能认为这正是自己的丧心病狂和要往绝路上走，反倒认为陈宝琛等人彼善于此的持重论点为消极，为老朽为无用，而认为郑氏父子的鲁莽灭裂、自速死亡的办法为积极，为可取，于是就认为日寇的侵略行为是自己一个天与良机而兴致勃勃地犹如盲人骑瞎马一样，从此便愈陷愈深地陷到汉奸的罪恶深渊中。

现在谈一谈在当时船中的一些丑态吧！例如：郑孝胥在"淡路丸"上的那种自认为不可一世地侈谈他的"治国平天下"的所谓"大抱负"的丑态，以及当听到船长所说的"从望远镜中发现了几只船艇，大概是张学良派来的船只，也未可知"的推测时，这帮各自心怀鬼胎的日本帝国主义分子以及我们这群走狗，便都慌作一团，特别是我更是沉不住气，于是就把我所携带的几支手枪交给日本浪人上角利一与工藤铁三郎等，叫他们可以拿着我的凶器准备朝着自己同胞的身上去放。又如当这个"淡路丸"在营口入港时，因为海水退潮的关系，不能上岸，这时便有外国税关人员要上来检查，我就把携在自己身旁的祖国人民宝贵血汗----珍宝之类，周章狼狈地交到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手里。一方面上角利一出来和税关人员联络，另一方面又把日本的军帽扣在我的头上，把日本的军人外套又给罩在我的身上说我是日本人，以便欺瞒税关的人员......诸如此类的丑行丑闻是很多的。

第二天早晨，我和郑氏父子便在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摆布下，抱着盲目的"雄心"下了"淡路丸"，第一步登上了祖国东北土地----营口。这时，在码头上早有日本侵略者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所派来的----曾经在日本大地震时杀害了日本共产党斗士大杉荣和他的几岁幼子，因而博得反动统治阶级极端喝彩的血腥杀人凶犯甘粕正彦，以及其他的很多的日本帝国主义分子，都在那里鹄候着。我就和这帮强盗一窝蜂似的到了在汤岗子日本人经营的温泉旅馆对翠阁。

这时，早有素以亲日闻名的罗振玉和给我当了多年喽啰头目的佟济煦等也都在那里等着我，在我当时的心情说来，是觉得我们这帮所谓"君臣"又在日本的势力下，渐渐已荟萃到一起，因之也就给我更壮起了一些胆子，同时也给我增添了不少乐观的情绪。

日本侵略者的军队，真如水泄不通一般，在旅馆周围，布下了戒严的严阵。旅馆的楼上，完全被我和麇集在我身旁的人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给包占，和外界完全断绝了交往，不论是谁也不许随便闯进来。

当我乍一到这家旅馆时，满心里还以为在此也不过略洗一洗"征尘"之后，便可以直入当时的"奉天"省城，便可以在日寇的帮助下，一把便可以将东北的军政大权毫不费力地抓到手里，所以对于这个平生第一次尝到的温泉滋味和那别具风味的朝夕饮食也感到了相当的满足。同时，在那里也曾听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队在附近从事演习的枪炮声音，可是当时的我，并没有对日本鬼子在自己祖国的神圣领土上，疯狂地训练侵略军队使他们好更多地去屠杀蹂躏自己祖国的兄弟姊妹，而生出一些民族应有的起码良心，反认为自己现在的这座靠山确实是坚固可靠，因而也就认为自己的前途，也确是洋洋无限而大有可观。

不过是，这种不可告人的心中暗喜，并不能确确实实地继续永存下去，因为一天的二十四个小时，在第一次第二次这样地消磨下去时，还不觉得什么，等到第三天、第四天也同样地这样平凡度过之后，才开始在我的心中感到有一些焦灼气味了。特别是这种焦灼的气味，更是随着每一个二十四小时的平白消逝而相对地增大着，于是潜藏于内的所谓雄心和对前途的乐观也就渐渐变成了一种空虚和可望而不可即的幻影，并且这种虚幻的感觉也是随着一天天的消磨，而逐次加深着。因此我就不能不在焦急的冲击下，向上角等去追问何日首途赴沈阳的消息，但结果总是在模棱两可、不着边际的回答下，例如以"去是一定去，不过一时还不能，因为......"之类的话来做搪塞。当时我听到了这些口惠而实不至的空话答对后，固然也曾感到了相当的焦躁和某种程度的空虚哀愁，但仍是在热衷和野心的支撑下，耐心地等而又等。我就是在这种心痒难熬的情势中在那对翠阁里住了一个星期左右。

有一天，上角和甘粕来对我说：现已接到板垣大佐的通知，叫我搬到旅顺去住。

为什么不叫我"长驱入沈阳"而偏偏叫我到那不是政局中心的旅顺去住？当然，当听到这种无有商量余地而且无从了解理由的高压式传达后，我心中是感到有一种轻微的失望和本能上的狐疑。不过是，问上角或是问甘粕全都是等于白费，我只能是像一头被蒙上双眼的磨驴一样，在主人的吆喝和驱使下，昏天黑地地围着磨盘瞎转而已。全仗着那一点点自我安慰的盲目乐观力量吸引着我，虽然在蒙头转向的环境中，仍然能够本着曙光在即的信心，在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架弄之下，疑喜参半地坐上火车前往旅顺。

<h3>三、旅顺</h3>

当我从汤岗子到了旅顺之后，就被簇拥到市内某处的日本军某机关的一间冰冷的空房舍内，在那春寒料峭的时期，我进入屋内以后，也未能把穿在身上的西式斗篷脱下。该单位的负责人只给我端来了一杯茶，便叫我在那里等候了很长的时间。我这时的心情好像是和当时的寒度有关似的，觉得有些寒心的感觉。好容易那些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才和旅顺的大和旅馆接洽停当，于是我才搬到那里去尝"候缺皇帝"的滋味。当然，在这个大和旅馆内也是和对翠阁的情形一样，把整个楼上房间全部都给包占下来，划定为自我以次的这帮原班人马专门使用。不过郑氏父子却不被限制在这一小圈子内，因为他们是另有妙用之处，所以他们独有随意往返于旅大之间的"自主权利"。至于我则完全成了被隔离的对象，除了有时候在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别有用心的"招待"下，到过"日俄战争"当时的"二〇三高地"（所谓的"尔灵山"）、水师营等地，所谓"战迹之处"去听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对当年战况的自吹自擂夸大宣传，以及到其他地方，如参观旅顺博物馆和星之浦大和旅馆等处外，不但我一向没有随便出入大和旅馆一步的自由，就是和我的妻子以及两个妹妹并随我多年的胡嗣瑗和我堂兄溥伟随便见一面，谈谈话，也都会受到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多方限制和刁难，当然在其中也是有着里里外外的很多复杂内情的。

现在先从我妻子的到东北来说起。

在当时曾以日本女间谍身份大出风头的金璧辉（即川岛芳子），又号东珍的这个民族叛徒，她本是前清"肃忠亲王"善耆的第十四女，由于日本浪人川岛浪速和善耆相互勾搭利用的结果，这个金璧辉便当了川岛浪速的干女儿，从幼时便在日本受着毒化的教育，所以到了"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后，她便在日本帝国主义军阀的豢养之下，在当时的间谍特务帮中渐渐露出了头角。当我到了东北之后，因为我的妻子婉容和我的二妹韫和与三妹韫颖尚留在天津，她便把婉容也当作她的"奇货"，于是就把我的妻子和我的二妹三妹，也借着日本侵略军方面的"包运力量"给带到了东北。到了大连之后，她就把她们安置在大连黄金台大和旅馆的分馆里，当然我的妻子就要求前来见我了。可是在板垣征四郎的严令之下，竟不许可她们到旅顺来和我相见。经过几次的要求和碰钉子之后，我的妻子便疑了心，认为我已被日寇给暗害，于是就大闹起来。结果，由这个女间谍把这种情形反映到日本侵略军方面去。也许是由于板垣之辈表示了让步的关系吧，这帮围绕在我的周围的日本浪人特务，如上角和甘粕等便出来做转圜，结果算是在日本帝国主义者派来的宪兵佯作不闻不见的网开一面默许下，许可我的妻子到旅顺来见我一面，并且还限定只能暂住一宵，下不为例。

其次把胡嗣瑗见我的情况谈一谈。有一次郑氏父子曾来对我讲，日本军部方面只限定指名的几个人（郑氏父子、罗振玉、万绳等）可以随便来见我，此外的人，不许任意出入，就连在日本人方面也是只限定于上角利一、工藤铁三郎、甘粕正彦，以及担任"警卫"的日本宪兵和"关东州"警察等有数的几个人。

当那次婉容和我做离津以来初次的相见时，她曾告诉我说胡嗣瑗也来到了大连，很想前来见我，但由于日本军方的限制，他无法到这里来，于是我便使郑孝胥转告日寇方面说，我很想和胡相见。经过郑和上角、甘粕等的磋商结果，限令胡嗣瑗只能到这里见我一次，但绝不能许可他留在我的身边，见完之后，须立即回大连去。我在当时听到了这种咄咄逼人的意外回答，当然是感到了十分不自在，但处在这种权威之下，只能是把不平不满咽在肚里，并未敢提出怎样质问的意见来，仅仅是在满腹疑团暗生闷气的情势中厚着脸皮，忍而又忍地强自忍耐而已！事后我才逐渐明白：这就是由于郑氏父子和上角、甘粕互相勾结、勾通一气，想要由他们几个人来包办我的一切，所以才会出现了这种情形。

当胡嗣瑗经过了无数挫折和刁难见到我的时候，竟自对我咧开大嘴哭了起来，我只能是抱着空虚的心情向他做些空空如也的空头安慰吧！他一方面抹着眼泪伤心地对我诉说道：真想不到他在我身旁多年，到了今日，竟自连见我一面，也居然受到这样严格限制，同时也对郑孝胥吐露了很多不满意的话。尽管他的哭诉、我的疑愤交并，结果仍是抵不过日本帝国主义军阀一道口头吩咐。这个无限伤心和满腹牢骚的胡嗣瑗，当然是只能在见我一面之后，便悄然地回到大连度那临时寓公的生活去了。

不但胡嗣瑗如此，就连在当时曾和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做了不少勾结拉拢的我的堂兄清朝恭亲王溥伟，也曾因为想要到这里来见我而遭到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阻挠而不能来。而我呢，也只有厚着脸皮在忍受着这一切一切。

又过了些日子，这帮帝国主义分子便叫我搬到前清肃亲王宪章（善耆早已死去）的楼房里去住，这时我的妻子和我那两个妹妹才被允许到旅顺来和我住在一起。

有一天，上角利一说奉板垣参谋的命令，问问我认识马占山不认识，我对他讲：我和马占山曾见过一面。后来他们就让我给马占山写信，劝他尽早放弃抗日的武装斗争来共同建立将来的新政权。于是上角就把我的这封信拿出交到板垣之手，后来这封信被退回来了，因为已经用不着，但不管寄与未寄，我的那种甘心去给日寇当走狗和助长他们对我国东北进行侵略的凶焰，并想从内部来分化抗日力量的汉奸罪恶是不能稍有轻重之分的。因为，我不仅自己已经当了民族的万恶不赦的叛徒，还恬不知耻地拼命替自己的民族敌人----日寇出力，还想要把正在从事抗日正义战争的人也拉到汉奸的罪恶深渊去，不论从哪一方面想，也都是在自己的良心上绝对不可赦的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