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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日寇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又派他的参谋板垣征四郎到旅顺来正式通知我,要我去当所谓新国家的执政,还对我斩钉截铁地说明这次不意味着清朝的复辟,而是要建立一个包括有满、汉、蒙古、日、朝鲜五个民族组成的新的"满洲国",还做了图穷而匕首见式的露骨说明,说日本人同样也要在这个"国家"里当官吏,并把这个所谓新国家的首都也给指定了,就是长春,把它改名叫新京,同时也把所谓国旗给制定了出来,说是采用五色的图彩,还把伪国旗的样式也一同告诉了我。我听了这一番话之后,真不亚于受到了满瓢冷水的浇头,觉得我这个已经够渺茫和空虚的前途,尽管不断有我那多年以来的热衷复辟的欲火和那侥幸乐观的心情给我鼓气,然而现在到了这种地步,也不由得大泄其气,而感到越发渺茫和空虚了。当时我心中就暗想:这样一来,我那多年的处心积虑、朝思暮想、勾结拉拢,岂不是一朝付诸流水?不由得想到这个口蜜腹剑的土肥原,他竟撒那种口是心非的大谎,使我最终上了套,而出了天津,真是使我越觉得土肥原可恨,日本关东军可恨。尤其是像这种事事擅作主张、处处肆行支配的蛮横态度,不仅根本不是来帮助我复辟清朝,而且连我个人的自主权利都不承认。这种自食前言的欺骗行为,使我无法忍受下去。于是我就在这种失望、懊恼和怨愤之下,把心一横拒绝了板垣的要求。他看我这样,最终愤愤而去。
到了晚间,我还在隐忍自重的不愉快心情下,勉强地宴请了板垣一次。好个"胸有鳞甲"的板垣,在这次宴会上对于白天那件事,好像忘了似的一句话也没有提及,只是拿一些风花雪月的谈话资料毫无芥蒂地东拉西扯地谈着。我也是苦在心头笑在面上和他做着貌合神离的应酬。可是这个笑里藏刀的日本狗强盗----板垣就在第二天摆出阵势,把郑孝胥、罗振玉、郑垂、万绳都叫到大和旅馆,严命郑孝胥等向我传达他对我发出的所谓最后通牒。它的内容大致是:如果我不接受军方的要求,我就是他们的敌人,他们就要采取对待敌人的手段......
同时,我的所谓心腹郑孝胥现已在"新国家"未来"国务总理"的好饵下红了眼睛,于是便对我拿出了自从在北京清宫内和我初次见面那天起经过天津时代迄今为止,多少年来也没有拿出过一次的勇气做了向来所无的强烈胁迫。不过是,胁迫的方法,因为专对我的关系倒也简单得很,就是他看准了他所熟知我身上的一处弱点,狠狠地给我一下子,向我坚决地表示了:如果我拒绝了板垣的要求,他便扔下我一走。在这句话表面上来看,可以说是对我"尚不失其诗人敦厚之旨",但是隐藏在这句"敦厚言辞"骨子里的东西,对我来说,确实藏有相当的恐吓性的成分在内,因为这就等于暗示我说,如果你不肯乖乖地听话,那么今后你的生死安危,我"秃翁"就都不管了!在那千古艰难唯一死,贪生怕死的我说来,这种丢下不管的恐吓,自然是我最怕的一种威吓。
除了这位郑老先生对准我的要害,给了我这样一个从正面猛攻,他的那位"克绍箕裘"的郑垂公子也配合着他父亲的中央突破战法,同时又从我的侧面向我做了一次架秧子式的牢笼战术。他是用表示深深理解我和同情我的自家人面孔对我做了譬解,他的大意是:我们中国不是有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古谚语吗?我们现在是完全被攥在日本军部的掌握之中,我们现在如果违抗他们的政治意图就一定闹得彼此决裂不可,真是一旦决裂之后,我们的安全又怎能保得住呢?依我看,不如本着通权达变、见机行事的灵活方针,第一不要讨眼前亏吃,我们不妨将计就计,我们现在不如先答应下日本方面的要求,等到将来我们掌握了政权,把我们的实力培养起来之后,那时不但再也不用怕他们,又焉知我们不能另想法子去对待他们呢?所以现在最好是先答应下他们的要求,将来的事情到将来我们自会有办法的。
我本来对日寇又崇又怕,尤其是他们的狠心辣手,像是对张作霖的往事,对我来说,更是殷鉴不远的一面好镜子。这次我之所以敢于拿出这样坚决的态度做了拒绝,也不过是由于我的彻底失望和受骗后的懊丧以及怨愤的冲动,所以才敢于拿出外强中干的勇气,做了一次自忘其身的一朝之愤,等到日寇板垣提出了最后要求,更配合着郑孝胥拿出的对我的最后法宝----一去就来击中了我的致命弱点后,那时,我已经是成了一个以疑惧不安代替了"勇气"的虚空架子,尤其是如果郑秃翁----我的这个灵魂真要从我的躯体里飞去的话,我岂不是就要变成为一只茫漠无依的失路羔羊?
就在我这方寸无主、进退维谷的紧要关口,那个郑垂又用软功夫扯了我一把,于是我就在前有日寇军部,后有郑氏父子的分进合击下完全败北,遂无条件地应允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这一要求,而当上了大汉奸----伪满执政。
<h3>四、所谓的"四巨头会议"</h3>
在伪满当时----提起这个罪恶的始作俑者----"四巨头会议"来,人们就会清清楚楚地知道所谓"四巨头"云者,就是指着汉奸张景惠、臧式毅、熙洽和马占山而言,也就是张代表着"哈尔滨特别区",臧代表着"奉天省",熙代表着"吉林省",马代表着"黑龙江省"的四个地方,在当时能够作为一个地区的"代表"当然是称得起够得上所谓"巨头"了。
可是在当时的事实呢?
在当时的事实是这样的:
在一九三二年二月的中旬左右,在沈阳市旧教育会里,曾开了一次所谓第一次"四巨头会议",别看这个"四巨头"在字面上好像是四个了不起的人物,其实说穿了,简直是不值半文钱的昏头昏脑既肮脏又胆怯的一些见不了人的东西。
当时参加了这一会议的人,除了上述的张、臧、熙、马,还有一个赵欣伯,一共五个人。
为什么有五个人参加而偏偏把它叫作"四巨头会议"呢?
因为那个赵欣伯并不代表当时东北的某一个地方的实力派,只是因为他和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有着一贯的腐臭关系,所以他也就以一个无地可代表的"代表"资格,在汉奸和日寇之间,起了罪恶的桥梁作用。
不但在那四个所谓"巨头"之外,有了一个姓赵的"准巨头",并且在那"巨头"之上还有一个"超巨头"的存在哩!那就是"九一八"事变中重要罪魁祸首之一的当时的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
据说当时的会议,是采用合乎这帮旧官僚旧军阀口味的不拘形式的"唠嗑"方式,因为在那个会场里,甚至连鸦片烟具也都准备得齐齐全全,让这帮卖国贼不但可以坐着计议,就是躺着协商,也未必不可。即使愿意一边吸着鸦片喷云吐雾地来磋商"国家大事",也是悉听尊便毋庸客气的。反正是只要能听从会场主人----板垣的吩咐就行。所以那个在当时被称为"中国通"的板垣真是无日无夜形影不离地和这些"巨头"鬼混在一起。不但是全般会务都得由他一人把持,就连应该讨论的议题也都是由板垣给准备得既完全,又周到。只要是到会的各"巨头"能够本着识时务者为俊杰的诀窍,在应赞成时赞成,应鼓掌的鼓掌,便算是不失其"巨头"的身份,而能够有沾得上名利双收的好机会。
当正式开会时,在每个"巨头"面前,都放有由板垣预先给准备好的黄牛皮纸口袋,袋内装有用铅字油印好的议题文件。这次被列在议程之上的议题内容,是关于东北"独立"的问题,和组织"东北最高政务委员会"的问题,以及用这个伪最高政务委员会的名义通电宣布东北"独立",并和南京国民党政府脱离关系的问题。这次会议的结果,当然是第一步先决定了成立这个"东北最高政务委员会",跟着就把这个"官大望重"的张景惠抬上了"委员长"的地位,然后那余下的三个"巨头",也都各自当了"副委员长",于是就立即以这些"委员会委员长"等的名义宣布了"独立"和通电脱离南京政府。
据说,在这个所谓会场的楼下,还有日本人三宅福马、驹井德三、宇佐美胜夫和坂谷希一等,从事一些伪政府组织法和其他有关法令的起草。这头一次会议的大致情况就是如此。
至于所谓第二次的会议,据说是在沈阳张景惠的家里召开的。在这次的会议上决定了筹备伪国家机关房舍和其他的问题等。
这是所谓第二次会议。
到了晚上,忽然又由板垣临时通知说召开第三次会议,这次的会场是在赵欣伯的沈阳家里。
当这几个所谓巨头匆匆赶来,各自就了议席之后,又由这位板垣参谋好像是变幻术似的发表说:上午所决定的事情,现在可以立即着手准备,然后又奇峰突起地叫他们讨论一下关于"新国家"的国号、首都的地点,以及制定伪国旗的问题。
与其说是板垣叫他们讨论,倒不如说是板垣在做逐次的说明,而让他们来听一次课而已,因为伪满洲国的所谓国号和以"新京"(长春)作为首都全部是板垣所决定好的名称,只不过是叫这些"巨头"给做一个形式上的承认手续而已,不过是在议定所谓伪国旗时,却意外地发生了一些所谓"范围以内"的小小波动。那就是当有人主张仍旧使用五色旗时,板垣摇了摇头。又有人主张复活清朝时代的黄龙旗时,板垣又皱了皱眉,结果,仍旧是板垣由军服兜掏出了一个小旗子的样品来,在桌上把它左叠右折地做了说明,于是这个样品便在大家赞同之下,变成了受人切齿和唾骂达十四年之久的所谓伪满洲国的国旗。
此外,熙洽等大汉奸对伪满洲国的政体问题也曾有过一场"范围之内"的直言争论。
张景惠是企图把自己的这把头号椅子继续维持下去,因而便竭力主张应该维持现状地干下去;熙洽则是在他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等级制度思想毒素的支配下和他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想"的作怪下,便极力主张帝制;臧式毅则是自己才从日寇宪兵队的铁笼中被放释出来,而余悸犹存的缘故,便没敢表示自己究竟的意见,只是不即不离地保持着首鼠两端的态度;而马占山则是由于旧军阀老朋友关系,所以附和了张景惠的意见。
最后仍是由于日寇关东军的裁可,采用了伪执政制度,然后并指定了专人,从事伪建国宣言的起草,据说当时还准备了三项法令----即所谓"人权保障令"和"运用旧刑律的临时法令"以及"大赦令",决定和伪建国宣言一同发布,更决定由熙洽指派张燕卿等前往长春筹备各伪傀儡政权一切工作,这便是所谓第三次"四巨头会议"。
总之,这三次的所谓"四巨头会议",因为都是在板垣的紧紧操持一切的情况下,把刺刀和日元的力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同时更以牧人赶羊的方式,更杂以变幻术的手法,所以一切问题,便都直截了当地通过了所谓每个"巨头"的点头,巧妙地把日本帝国主义的如意算盘变成盗用三千万民众意识的实际侵略行动了。尽管这些"巨头"素来有着水火不能相容的深刻内心利害矛盾,但是最终在这个板垣的手掌中,把这些不同的历史阶段中的封建余孽,都给变成为同恶相济的汉奸集团了。并且这三次的所谓会议,哪一次都不超过两小时以上的时间,便都把日寇的侵略意图,给超速度地完成下来,同时也可以认为这些汉奸都是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鞭辔鞍勒之下,发挥出超速度的力量,把这个卖国利敌的大任务给完成下来的。
<h3>五、群狗争食的未定政权</h3>
在"九一八"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炮弹在我国东北炸裂以来,一直到完全把日寇操纵下的伪政权组织起来为止,在这一段龌龊混沌的乌烟瘴气时间中,在当时的整个东北土地上的各个反动阶层中间,真可以说是随时随地都能看得到群狗争食的幻灭情景。因为这群狗都是在日本帝国主义者"以华制华,分而治之"的殖民统治政策下,在奴化培植的罪恶温床上,先期育成备用的各种品质不同、药效各异的东西,为的是要在需要之时使其能够既收到互相制约又能收到互为表里之用的"药笼中物",这里我想先从当时的概略轮廓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