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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之命，固不敢违，但自己之命，尤其要紧。现在日本东京是日日夜夜饱受着轰炸，不但我到了东京之后，立时就会有身遭池鱼之殃的可能，就是在赴日空中沿途上，也免不掉会随时受到美机的"洗礼"，我可犯不上去冒这种毫无代价可言的生命危险。
大主意虽然已经拿定，但不敢丝毫流露出不愿去的意思，于是就在竭虑苦思之下，情急智生地想出一篇比较冠冕堂皇的脱身妙论来。于是我就对吉冈说："当然我是应当并且衷心愿意到东京向天皇面致慰问之忱的。不过是，在现在这样时局情势之下，这个'北方镇护'的重任，更是重要异常，我又怎敢轻易离开这满洲国土一步呢？"
我想吉冈对于我当时的这种推托的心情，当然不会是个盲目者，然而他却在"容把尊意转达于关东军"的结论下，和关东军部做研究去了。
至于他们对于此事，都曾做了怎样的研讨，我当然是不会，而且不可能知道。不过是，一直经过了许多日子，并未向我做任何回答，足见他们对此事的计议，并不是怎样简单，而是曾经大费脑汁无疑的了。
后来有一天，吉冈又来对我讲，说是关东军当局认为我不必亲自赴日"慰问"，并说可以派张景惠去做"慰问大使"。
我听了这番话，真不亚如得到了"九天纶音赦旨"一样，又仿佛是喝到了"延命仙丹"一般，登时觉得遍体轻松已极。于是就想：反正是自己不去冒险就行。至于派谁去做替死鬼，和由于这次的访问，会发生怎样的罪恶后果，等等，则全是与我无关的事情了。
真是在那一九四五年的时候，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明抢暗夺、疯狂镇压、拼命挣扎，我东北的绝大多数善良人民，都正在怎样悲惨的环境中呻吟着？他们不都是身披麻袋，有的甚至赤身露体，连麻袋也遮不上身，全家男女老少都裸卧在稻草之中，忍受着零下几十度的东北酷寒？吃的东西也不是人类所能下咽的橡子面，甚至有的把草根树皮也都掘尽剥光。更在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刺刀皮鞭之下，或是在折磨摧残暗无天日的监狱之中，徘徊于不是冻饿而死，就是刑狱而亡，要不然，就是在受尽苦役之后而丧失生命的种种绝路之上的吗？可是我们这帮丧尽天良的汉奸走狗，还从这样朝不保夕的广大人民手中忍心灭性地抢去他们的最后一粒米，或是他们赖以苟延残喘的最后救命物资，来作为甘心帮凶到底，最后还向敌人献媚的邀宠工具。这真是汉奸对其主子的卑鄙无耻和对自国同胞的残忍毒辣，可以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至于在日寇这一方面，它们是不是因为要尊重我的意见，而免除了我这次"亲行"呢？不是的，绝对不是的。因为汉奸既是有汉奸自己的个人打算，那么，日本帝国主义分子，他们也会有自己的打算，据我所听说的他们的打算是：
如果让我亲赴东京走一趟，固然是要比张景惠的罪恶影响大得多，可是我一去，势必得使裕仁由防空洞里爬出来亲自迎接我和招待我。在那美国飞机不分昼夜轮流大炸特炸的日本东京，又怎能让那"既人而神"的天字第一号大战犯裕仁，亲冒那种无情炸弹的危险呢？反正是能把汉奸亲自送上门来的贼赃接到手，能用这个义仆殉主的"美谈"作为宣传的资料，能利用这件事作为鼓舞沮丧士气的强心剂，也就于愿已足。就是因为打了这样的算盘，所以才在尊重我意志的骗人伪装下，允许张景惠替换了我。
固然在这出扮演"义仆"的丑角中，免了我的出台现丑，但是，这并不等于我对主人的不忠不义。因为所谓的"忠义"和"不忠义"，只是在外形表现上的一种差别。如果本着诛心之论来做分析审定，那么，我的不去，并不等于我比张景惠少犯了一件罪恶，而张的亲往"慰问"，同样也并不比我多增加了一桩罪案。因为这群汉奸既同属于一丘之貉，这帮人的整个活动，自然也就是从同一来源而来。何况张的赴日，又是在奉我命令而去的情况下，当上了"慰问大使"的。所以我认为既是由于"一莲托生"的整体而犯下的罪恶，就如同右手持刀杀了人，不能认为和左手无关一个样，尤其是不能认为右手的持刀杀人，不是由于脑中枢神经的整个支配。归根到底一句话，我的罪责是远远超过了张，绝对不会较张为小的。
从这里，不唯可以清楚看出，日寇的最后拼命挣扎，已经是到了怎样的程度。同时还可以由此看出，汉奸的奴才本相和蓄意卖国到底的行为，已经到了怎样的程度。还可以从这里看出以个人私利为基础的主与仆之间的所谓结合关系，究竟是个怎样的东西了。
并且也可以从这个"谢恩大使"和"慰问大使"的两个不同阶段的两个场面中，看出敌伪的一天天走向穷途末日的情形来。
<h3>十二、"献纳"金属的带头人</h3>
当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势力面临崩溃的前夕，它是越发做出了疯狂挣扎不择手段的行为来的。到了这样的时候，它就越发要把整个兽性暴露无遗。这就如同一个将要溺死的人，见到一根草茎也要用手去抓一样。真可以说是这时的日寇，已经是由表面行劫，变成公然大抢了。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则是我们这帮万恶的卖国求荣的汉奸，也因为坍台在即而感到了走投无路，因此，便也配合着主子的招数已乱的抢法，跟随着主人的踉跄脚步，倒行逆施地做出了公然死不要脸的忠实帮凶行为。不论是日寇抑或这帮汉奸走狗，到了这个时候，不但是把在一起初所戴的自欺欺人假面具摘了下来，随着下坡路的倾斜面加剧，而把起码装人的伪装，也一并撕毁。这时已经是把丧心病狂的程度发展到不择手段的末期阶段。
拿一九四四年以后的敌伪末期的狰狞面目来看，就可以完全证明这一点而有余。
例如，在一九四四年前后，也就是说到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在各个战场上，有的遭到覆灭，有的被大陆土地吸干，有了变成了绝岛上的困兽的时候，有一天，那个无恶不作的大特务吉冈，又溜到我这里来，一本正经并且是拐弯抹角地替我出主意道：
"现在正是'东亚大圣战'的最紧要关头，日本皇帝为了'建立东亚新秩序'，为了'大东亚共荣圈'各国的'共存共荣'而在辽阔的前线上，做了奋不顾身的正义战争，当然在这种条件下，自必须要求后方有充分及时的大量物资供应才行。"于是就在他自以为漂亮异常的口头禅式前提下，谈到了金、银、铜、铁等金属对于军需的重要性。然后更"彬彬有礼"地拿出开门见山的结论来，如"陛下如果能率先垂范亲自表现出日满一体的伟大精神......"的鬼话等，作为代替对我下命令的"启发"和"动员"。
而我这毫无一根硬骨头的大汉奸，便立即奉命唯谨地首先把伪宫中的铜铁器具和门窗上面的各种铜环、各式金属挂钩以及一些装饰品之类，拿出作为支援"亲邦圣战"的掬诚贡献。这还不算，第二次又自动拿出了许多白金、钻石等首饰和银器等交与吉冈，转递关东军，作为我对侵略战争的支援。
后来我又听到吉冈说关东军司令部把地毯也都捐献出来之类的话，我为了逢迎日寇的意旨，便又自动地把伪宫中所有的地毯，不论是存储备用的，或是正当铺在地板上的，全部拿了出来交与吉冈。
另外，我还自动地----也可以说是更进一步地把我的数百件衣服，也都一并交与吉冈，托他转送于当时的司令官山田乙三。
当然，我的这一"带头示范"行为，再加上当时报纸等的大力宣传以及揄扬，便替日寇在我东北的劫掠物资，敞开了可以肆无忌惮的方便之门。于是，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大规模公然搜刮抢劫，便成为有口可借和正正堂堂的公开罪恶活动了。
听说在当时，竟致有些小学校的教员，在汉奸政府的威逼之下，公然在课堂之上，硬逼在学的儿童限期从各自家中拿一些金属之类的东西，来完成他们的任务。因此就形成了风靡一时的既爱伪国又大力支援敌人的广大范围罪恶活动。有的儿童因为家中的一切金属早被劫掠一空，致无物可"献"；有的则因家中父兄不愿拿出致不得已而偷窃家中什物来做"捐献"；也有的实在无法完成教师所分配的"任务"，因而遭到由教师领头的全堂"鸣鼓而攻"；甚或还有的竟至受到教师的不法体罚......像是这种暗无天日的邪风毒气，对于当时全东北人民所给予的灾难痛苦，特别是对那些遭尽沦陷之苦的天真无垢可怜儿童所给予的毒熏恶染，简直是使我无法，而且也不忍再说下去。足见汉奸的卖国"示范"工作，曾是起了怎样严重的罪恶作用。
还有那个应运而生的伪"金属回收法"，也同样是以我的名义颁布出去的。日寇关东军之所以要叫我做那"捐献"金属的带头人，就是为要对于这一祸国殃民的伪法令的大力推行，寻找一个所谓说得出的借口。这就是要在我的带头之下，来强迫我全东北人民，让他们把所有属于金属之类的东西，都尽数拿出交到日本侵略者之手。俾使这帮法西斯强盗，可以在"以中国人打中国人"的狠毒政策之外，还能更进一步达到利用中国人的金属物资来屠杀中国人的罪恶企图。
我认为光就我的第一次的所谓"捐献"来说，如果是想来自做解脱，还可以勉强用后退一百步的自己原谅自己的方法，把它说成是由于吉冈安直奉了日寇关东军司令官的命令逼我拿出来的，作为自解。同时还可以归咎于自己平素的胆小如鼠，致不敢违忤关东军的意旨来做自我掩护。可是在这以后，所做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捐献"，并且是由于自动而做的不逼而献的媚敌祸国行为，这能拿什么来做自辩呢？真是百喙难解啊！
还有关于那次的"捐献"贵重装饰品的问题，也许可以这样自解"我所拿出来的东西，并不是窃据我手中民脂民膏里面的最精华部分，只是一些我所认为不太贵重的东西啊"。但是这也不能作为自解的真正理由。因为，谁都知道，钓鱼用的钓饵，根本不会用高贵的燕窝、银耳之类的去诱鱼的。我所拿出用作钓取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欢心的金钢钻等，当然也不会用我手中上好的东西。但这又怎能用来标榜自己对于日寇的不忠实？同时我还认为，也用不着对于自己当时的卑鄙心情，来做浪费笔墨的详细分析，因为谁也能够察觉得出，我之所以不肯把上好的精品拿出充作"捐献"，绝对不是我不肯尽忠到底，只是由于我的反动阶级本质----就是自私之上还要更自私。总的说来，如是而已。
也许从某方面来着眼，对于敌人的自私，要比对于敌人的无条件忠诚强得多些。不过我在这里所要说的，并不是这个问题，而是要从"媚敌""利敌"和"自私"的两个并行而不悖的反动本质中，来分析这一问题中的复杂关系。有人说："谄媚永远是自私的孪生兄弟。"我认为这一铁锤，确是击中了我的要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