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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当时，正是在这种阶级烙印之下，受着反动思想绝对支配的。但是我既是自幼即被灌入了十足的"一姓尊荣"思想和"敬先崇祖"思想，为什么却这样驯顺地、无条件地听任日寇的摆弄，而把它的祖先唾面自干地恭恭敬敬迎到自己的家中来祭祀呢？为什么不设法加以拒绝呢？因为在当时既是一个习与性成的十足封建统治者，既是认为这乃是对于自己历代祖先的一种奇耻大辱，难道不会拿出三国时代对刘谌哭祖庙的浑劲来，做一个彻底的爱新觉罗氏的孝子贤孙？因为这在我根深蒂固的宗法观念极深的人来说，按常理说，并不是绝对办不到的事情。可是为什么没有能做到这一点呢？
那就是另一方面，封建统治阶级所具有绝对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同时来作祟的结果。固然是就我当时的思想意识来说，"敬先崇祖"的思想，是在我的头脑中占有绝大的支配力量，然而由于极端个人主义、绝对利己主义，在"敬祖"和"顾身"的比重上，就会在紧要关头，因为贪生怕死的观念起了异样的增大作用，就在自我衡量之下，把个人一身的安危，给无条件地放在首要地位了。这就是说，正是以"个人至上"为基础的封建社会制度下的极端自私自利观点立场的缘故，才会在真正碰到自己个人的利害关头的时候，就连平日无条件所绝对尊奉的祖先----根深蒂固的"敬先崇祖"宗法观念，也会为了自己个人而把它抛弃不顾的。例如汉刘邦在项羽以他父亲为要挟时，便会说出"如果一定要杀老头子的话，请把他的肉羹分给我一杯尝尝"！又如他在追兵紧紧赶来的时候，也曾把他的儿女推下车去，而自己一人逃了出去。像是这种绝对自私不顾一切的作风，不也就是封建统治者们，所最擅长的拿手好戏吗？
以上是我第二次访日的内幕和我在当时的复杂心情。
<h3>九、奴化侵略政策与"天照大神"</h3>
我把伪"天照大神"带回了东北以后，便在我所住的伪宫左侧建立了一个伪神庙，名之为"建国神庙"以及它的"摄庙"（即副庙之意）----伪"建国忠灵庙"。
伪"建国神庙"的罪恶作用是，不但要以宗教的毒素，来麻痹当时的人心，并且是想用"认祖宗"的异想天开的思想侵略手段，达到同化的卑鄙野心。至于伪"建国忠灵庙"的作用，则是妄想套用日本的"靖国神社"老法子，来诱惑给它当炮灰的人，借以达到它以中国人打中国人的罪恶目的。
日寇为了要达成它的上述不可告人的阴谋企图，不独把这个伪庙，当作同化我东北人民的有力工具，同时还把它的范围扩大起来，由我带头扩展到整个东北地域。还规定出大、中、小祭的日期和仪式，每逢初一和十五，我都须前往祭拜。日寇的关东军司令官以及伪满的高级官吏，也同样来做祭拜。各伪机关以及学校都须各自建立一个"神庙"，除了大、中、小祭皆须照章施行，还规定不但是须向它下马下车，并且每在它面前经过时，不论是谁，都得恭恭敬敬地向它行甚至九十度的鞠躬礼才行。同时还颁布了伪"国本奠定诏书"，以及对伪庙"不敬"的刑律，抬出"大不敬"的三个字，来作为吓人的有力武器。更诌出了所谓"唯神之道"，作为汉奸政权对东北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等进行奴化教育的攻心手段。从此不论是伪满的机关或是学校，便都被笼罩在这种伪神的乌烟瘴气中。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不但是曾在伪满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方面，一贯大力奉行了日寇的种种侵略政策，就是在思想意识上，宗教信仰上，也是无条件地推行了日寇阴险毒辣的"攻心""同化"政策，企图用这种无形的麻醉性的东西来麻痹、欺骗我祖国广大的东北人民。因为这种宗教上的侵略，犹如以鸦片来毒害人一样，特别是对于天真无垢的儿童青年来说，更是不可饶恕的一件重大罪行。像是这样的可耻罪恶真可以说是在人类历史上，空前玷污了民族尊严。
例如，曾有一个伪军官的儿子，有一次从学校回家后，便极力向其父母说要赴某处去参加"勤劳奉公"的义务劳动。他的父母不让他去，他还声泪俱下地非要去参加不可，并说这是为了支援"圣战"。请想一想，像是这样深深受到奴化教育的当时儿童和青年，在伪满的强制灌输毒素的教育下，可能不是少数个别人，曾在这种"恶疫"中，受到了种种慢性的毒害，这能不使我这个曾经以身作则的带头人，不仅觉得惭悚莫名和羞愧无地，而且实在是百死不足蔽其辜？
还有，在当时乌云邪气正笼罩着我国东北的祖国神圣领土时，也曾有过这样的实际例子：
在当时凡是在伪"神庙"供职，或是与祭的伪官吏，按照"规定"都得穿戴一种特定的所谓"祭服"。帽子是和京剧中的"审头刺汤"里汤勤所戴的圆翅乌纱帽一个样，衣服也是和京剧中的腰横玉带的文官袍差不多。并且还用红黄等袍色来区别伪官职位的高低。听说有一伪官吏某，就曾被选为伪"祭祀官"，当然每逢"祭祀"之日，他就得穿扮如仪前往与祭。有一天他的妻子女友某某，向其妻子打趣说：
你看你的那口子，穿戴上那套衣装，简直活像"小上坟"里的"柳录景"！她听完了这番话，深以为耻，回家便向某伪官吏说："在什么地方还赚不了钱，何必还穿上那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衣服，活像戏里头的柳录景，现这份活眼！"于是便说服了这个伪官吏，叫他辞了职。于是他们夫妻二人便手携着手离开了伪满的这块沦陷区域，到关内另谋生计去了。
当然这个伪官吏是不值得赞扬的。他妻子劝他辞职的动机，也不见得怎样十分纯正。因为他辞去那个可耻的伪职，只是由于他妻子的说服的力量，只是由于一种外来的刺激，他才离开了这肮脏的敌伪巢穴，并不是由于自动的爱国心和什么真正的民族气节，而且是已经当上了几年的伪官吏，并且还被"拔擢"为参与伪祭的伪"神官"，根本就谈不到对他可以加以原谅的地方。
至于他的妻子，也并不是由于什么真正热爱祖国的民族良心，只不过由于女朋友一番嘲弄话的刺激，才发出了潜在的知耻之念。就是在这廉耻尚存的一点上，才下定了脱离匪窝的决心，说服了她的丈夫，一同另寻生路去了。至于他们进入关内之后，是否走上了真正人民所应走的道路，则是无法知晓的事情，也用不着再去替他们再做无谓的推测，不过是，她和他确是由于知耻而脱掉伪满汉奸的皮，则是一个可取的地方。
话虽如此。但是如果拿他们来和我们这批曾对日寇始终不变而帮凶到底的汉奸来做比较，那么，我却没有任何资格来批评，不，连评论人家夫妻二人的资格都没有。因为这个曾经做过伪官吏的人，毕竟是由于自己妻子的启发，把已经僵硬了的人类良心，自动地复苏过来，自动地辞去了罪恶的伪职，自动地脱弃了所谓"神官"的伪祭服，自动地脱离了敌伪魔爪，而重又回到自己的关内故乡去。像是这种放下屠刀的勇气和这种知耻立改的决心，像我这样的祖国大罪人，又怎样不对之自惭形秽呢？
<h3>十、伪满建国十周年和"亲邦"的名词的出现</h3>
一九四二年这一年，正是伪满的这个汉奸伪政权，不顾全世界人民的怒骂和讪笑，达到了罪恶统治十周年的一个年份。在这十年的岁月当中，由于这个伪组织的成立和成长，由于它的始终不渝地长期替日寇侵略政策忠实服务，我东北广大人民，饱受了多少不堪忍受的飞灾奇祸！使他们家败人亡妻离子散的都是谁？使他们终年吃不饱，穿不暖，背井离乡，走投无路，不是冻死道路，就是饿死沟壑的又是谁？使他们在敌伪的双重残酷统治下，在伪法律密如蛛网，伪监狱星罗棋布的血腥镇压下，在敌伪宪兵警察的严密监视和严刑滥罚下，在敌伪官吏地主恶霸的紧密勾结、流氓特务的肆行无忌的横征暴敛、敲诈勒索下，在敌伪狼狈为奸的征丁抓夫奴役酷使的恐怖下，在"三光政策""集家并屯"和"以中国人打中国人"的险狠毒辣政策下，在鸦片政策的亡国灭种罪恶阴谋下，十年如一日地都在过着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水深火热的地狱般生活的又是谁？使他们的好父母、好兄弟、姊妹和儿女----抗日的同胞，救国的英雄们，日日夜夜在敌伪的铁蹄包围网中爬冰卧雪、吃草根、嚼树皮、披麻袋、系草叶，出生入死，前仆后继，受尽了千辛万苦，冒尽了千危万险，有的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又受尽了拷打非刑的又是谁呢......像是这种无可补赎的血腥罪恶真是已经做到罄竹难书的地步，岂但是死有余辜而已，简直是百身莫赎啊！
而这帮以我为首的大大小小汉奸，则是在这充满罪恶的十年悠久岁月中，专门靠着给民族敌人去吹痰舐痔帮凶捧臭脚来达到卖国求荣的卑鄙向上爬的目的，专门靠着喝自己同胞的鲜血，吃自己同胞的肉，榨自己同胞的脂膏，来养肥自己的。
正当全东北人民大量流血、人人流泪的时候，正当祖国的大好山河，相继被日寇铁蹄蹂躏的时候，而这个狗彘不食的汉奸伪政权，却又在它的主子----日寇的指使下，毫无人性地兴高采烈大办其所谓"建国十周年"庆祝"盛典"。这不但是替日寇的侵略政策大庆其"功"，而做了麻痹人欺骗人的罪恶宣传，而且也给日寇侵略军增添了不少无后顾之忧的安全错觉，因而也鼓舞了它对我祖国人民进行疯狂屠杀、掠夺、焚烧、奸淫和统治的力量。同时也给一向蒙在鼓里的一些被欺骗了的人，又打了一次麻痹爱国良心的麻醉药针。
于是，就在当时的全东北沦陷区内，在敌伪强制下的城市乡镇，处处悬灯结彩，村巷里闾，处处开会"庆祝"，机关、学校、部队、团体是处处摇旗呐喊，报纸、杂志、广播、音乐、歌曲、图画、照片等，则是处处大吹大擂地做着昧心的欺骗宣传。在这种一片漆黑的歪风邪气中，大大夸耀了日寇侵略军事基地的力量，作为当了十年汉奸的卖国纪念。更在那个时候，我还按照日寇的意图锦上添花地带头呼它为"亲邦"，来表示我对于主子的无限忠诚。关于"亲邦"这一名词的由来，经过情形如下。
在那所谓"建国十周年"的前夕，当时的伪满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为了要使伪满正式称呼日本为"亲邦"，便指使伪国务院总理张景惠召各部伪大臣到其办公室，由武部六藏把伪满必须称日本为"亲邦"的理由，加以说明；而另一方面，则由吉冈安直更向我来阐释应该呼日本为"亲邦"的"必要"性。他的主要理由是：没有日本便不会有"满洲国"，所以应该把日本看成是父亲一样才对。并做结论说：这就是"满洲国"对于日本须和对其他国家不同的缘故。也就是说称"亲邦"是为了要区别于称盟邦或友邦的缘故。
这还不算，还颁发了一个"建国十周年诏书"，在该伪诏书中，更是恬不知耻地写出了"明明之鉴如亲，睦睦之爱如子......"之类的奴才话。
但是还嫌奴才相做得不够，伪总务厅还指使伪国务院利用了我的手，写出了给裕仁的所谓"亲书"，表示了汉奸伪政权对于日寇十年以来的扶助和豢养的掬诚致谢。还要派遣伪国务总理张景惠为伪"谢恩大使"到日本去做肉麻死人、憎恨死人的可耻谄媚行为。
我不但是甘心在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尽情玩弄下，扮上了始作俑者的可耻角色，愣把敌伪狼狈为奸的盗伙关系，更进一步地上升为父与子之间的关系，并且还在弦外余音中，也把伪神的所谓"府佑"，无限界地抬高起来。像是这种异想天开的怪事与丑态，这种自欺欺人的浑到家的卑鄙可耻行径，日寇居然会想得出，说得出；而我呢，也就居然恬然地喊得出和做得出！像是这种事情再不算是奇耻大辱和弥天大罪的话，那么，在世上还有什么奇耻大辱和弥天大罪之可言？
<h3>十一、"谢恩大使"和"慰问大使"</h3>
派"谢恩大使"已经是够瞧又够瞧的丑恶罪行，可是还有比这个更丑恶、更卑鄙可耻的罪行哩！
那就是一九四五年，当日本法西斯强盗垮台前夕，以我为首的这些不知死的鬼----对日寇尽忠到底的汉奸，还嫌自己的恶事做得尚未尽兴，还有追加补充的必要，还有继长增高的余地，所以便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已奄奄一息时，还要卖弄卖弄祸国殃民的余力，除了更做一次对饥疲不堪的广大东北人民的倾囊倒箧搜索，在颗粒不留的所谓"粮谷出荷"并"报恩出荷"的名目下把人民赖以活着的大批粮食劫掠一空，陆续送到民族公敌日寇之手，供它对自己祖国同胞和太平洋沿岸各国人民更多地进行疯狂屠杀劫掠，还在敌伪已到了双双山穷水尽的最后一瞬间，更从早就陷到冻饿死边缘上的东北人民手中，挤出了无可再挤的一滴膏血----食盐七千担，大米三十万吨，而且在美国飞机大轰大炸下，还派专人冒着生命危险送往日本。
光是无声无臭地用船送去，还嫌罪恶的影响不大，于是更在敌伪合谋，由我派伪国务总理张景惠扛上所谓"慰问大使"的头衔，堂而皇之地偕同一批由伪机关混合编成的伪官吏，带了这份最后一次的"孝敬"，冒空中袭击的直接危险，战战兢兢地坐上了主人特派来迎的飞机，抱着忠仆殉主的"悲壮心情"，去做那送终式的慰问去了。
这当然是一出使人不能不作呕的丑剧了。但是，即使在这出招人恶心的舞台内幕中，也是仍然有着只有局中人才能得知的敌伪双方互相钩心斗角的复杂微妙心情。那就是，在预定要选派适任的殉主义仆之先，日寇关东军方面，本来是曾看中了我，于是大狗腿子吉冈安直便到我这里来，对我先讲了一篇说服动员的大道理，最后才书归正传地说出了我应该到日本去亲见裕仁，面致"慰问"的意图。我固然在那十几年的傀儡罪恶生活中，对于日寇的吩咐指示，一贯是唯唯诺诺忠顺不违的，不过是，到了这位主人已将面临毁家的阶段，我这个多年的忠仆也就不能不把"爱自己身子甚于爱主人"的封建统治阶级本质拿了出来，本着"廿四孝"的曾参的"小杖则受，大杖则走"的逻辑，想一个金蝉脱壳的好借口了。
于是我就在心中暗暗盘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