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 永无止境 (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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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3年4月，波士顿许多愤怒的殖民者团结起来，共同反抗加重他们喜爱的茶叶的进口关税，马特和特拉维斯偷偷登上波士顿港的三条船，然后把所有的茶都倒进了大海。

孩子们闭上眼睛后，我会偷偷溜出房间，坐到躺椅上，拿起电话。"喂，爸。""嗯！""你还好吗？""我吗？还可以。"

在过去的10年中，这一直是我临睡前的放松方式，是安抚自己灵魂的手段。但是现在，比过去更加重要，我靠这个活着。我渴望得到只能从老爹那里得到的东西，虽然我自己也很难说明白到底是什么。

安心？

肯定？

安慰？

1977年12月9日，突然之间，我得到了上面说的全部东西。毫无疑问，一切都起因于运动。

那个晚上，休斯敦火箭队对阵洛杉矶湖人队。下半场开始时，湖人队后卫诺姆·尼克松（Norm Nixon）错失了一个跳投，休斯敦火箭队来自艾奥瓦州的队员凯文·库内特（Kevin Kunnert）与湖人队的科米特·华盛顿（Kermit Washington）争抢篮板。在争抢过程中，华盛顿把库内特的短裤给扯下来了，库内特用肘部反击。华盛顿接着使劲打了库内特的头。一场打斗开始了。因为休斯敦火箭队的鲁迪·汤姆贾诺维奇（Rudy Tomjanovich）跑过来支援队友，华盛顿转过身使劲一击，打折了汤姆贾诺维奇的鼻子和下巴。汤姆贾诺维奇的脸部骨头都快要被打散架了，他像是中枪一样倒地，巨大的身躯落地时发出令人恐怖的声响，这个声响回荡在洛杉矶体育馆的上方。汤姆贾诺维奇一直躺在那里，一动不动，身下鲜血一片。

那天晚上和父亲打电话之前，我对此事一无所知。父亲有点上气不接下气，我则很惊讶他竟然会看这场比赛；不过，那一年波特兰的每个人都对篮球很着迷，因为我们的开拓者队正在争夺NBA冠军。父亲并不是因为比赛而喘不过气来。在给我描述了这次打斗之后，他大喊道："哦，巴克，巴克，这真是我曾见过的最令人难以置信的事。"然后他停顿了很久，接着补充道："摄像机一直在拉近，你能看得十分清楚汤姆贾诺维奇鞋上的Swoosh标志！他们一直在对Swoosh拉近镜头。"

父亲话语中有我从没听过的自豪感。当然，汤姆贾诺维奇被送到了医院抢救，很不幸，他脸部骨头散架了。不过，菲尔·奈特的商标却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

那一晚，父亲才开始对"Swoosh"这个耐克标志有了更真实的感受。他没有用"骄傲"这个词，而是用了"值得敬佩"。但是挂断电话后，我已经感觉到了他字里行间的自豪感。

我告诉自己，这让一切几乎都是值得的。

几乎......

人生中最艰难的谈判

自从几百双Valiant被一抢而空之后，耐克每年的销量都按几何级数增长。1977年末时，销量有点涨疯了，销售额达到了近7000万美元。所以我和佩妮打算买幢大点的房子。

我们还在和政府进行殊死的斗争，却还要买房子，真是有点奇怪。但是我喜欢将这称作举重若轻。

命运总是青睐勇敢，以及诸如此类的事物。

我还喜欢为了换个环境的说法。

我想，也许这会改变我们的运气。

当然，我们也很舍不得离开原来的老房子，毕竟两个孩子都是在那里迈出了人生第一步。马修非常喜欢那里的游泳池，他玩水的时候看起来非常安静。我还记得佩妮摇着头说："可以确定，那个孩子永远不会溺水。"

但是两个孩子都长大了，他们都迫切需要更多空间。新房子就很宽敞，它坐落在希尔斯伯勒（Hillsboro），面积有20000平方米，每个房间都很宽敞通风。住进去的第一晚，我们就确定这就是以后的家。我的躺椅上甚至安装了内置的壁龛。

为了纪念我们的新家、我们的新开始，我努力遵守新的时间表。除非出城，我都会尽量参加所有少年篮球比赛、足球比赛以及棒球联赛。我花了整个周末教马修如何挥动球拍，虽然我们俩都不知道为什么花了这么长时间。马修不愿意让后脚保持静止，他不愿意听我讲，总是和我争论。

马修狡辩道："球能动，为什么我不能动？"

"因为那样的话不容易打中球啊。"

但是这对马修来说从来不是一个充分的理由。

我发现马修不仅很叛逆，还很喜欢和人对着干。他总是不服从权威，觉得权威都有见不得光的地方。只要不按照他的意愿就属于压迫，然后就会引发一场斗争。例如，在足球场上，马修像无政府主义者一样乱踢。与其说他在和对手竞争，还不如说他在对抗规则和战术。假如在转守为攻时，其他队的最佳球员朝他跑来，马修会忘记比赛、忘记球，直接踢向那个孩子的小腿。那个孩子应声倒地，他的父母跑过来，肯定是一片混乱。在马修引起的一次混乱中，我看向他，意识到他和我一样不愿待在这里。他不喜欢足球，或者说，他根本不在意体育运动。他踢球，我看球，同样都是出于义务。

随着时间的推移，马修的行为对他的弟弟有了抑制效应。虽然特拉维斯是个有天赋的运动员，而且很喜欢运动，但是马修让他失去了对运动的兴趣。有一天，年幼的特拉维斯宣布"退役"，他再也不参加任何运动队了。我让他再考虑一下，但是他和马修或许还有我，唯一的相同之处就是倔强的性格。在我人生中的所有谈判中，和我两个儿子的谈判是最困难的。

1977年新年前夕，我在新房周围挂了一些彩灯，我感觉到我存在的基石发生了深深的裂痕。我的人生和运动相关，我的生意和运动相关，我和父亲之间也靠运动联系着，但是我的两个儿子却不喜欢运动。

这就像所谓的美国市价一样，根本就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