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篇 第一章 名烟翻番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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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自主销售权后，玉溪卷烟厂开始在全国建立红塔山销售点，从此消费者可以直接面对卷烟生产厂家。因为红塔山的热销，销售点迅速在全国蔓延，到1995年，销售点超过了2万家。善水性的褚时健终于得以在市场经济的大海里自由遨游了。

褚时健完成第三板斧。

<h3>人生负累</h3>

红塔山品牌给玉溪卷烟厂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辉煌，利润年年递增，知名度日益提升。有人戏称玉溪卷烟厂的卷烟机应该叫超级印钞机，真正的印钞机是100元100元地印，而玉溪卷烟厂的"印钞机"是200元200元地印，因为赚钱太快，利润太高。在90年代中期，玉溪小城因为烟厂变得非常热闹，据说当时玉溪城里起码有6万流动人口是为了褚时健而来，当然，实质是为红塔山香烟而来。几乎每天都有上百人到玉溪卷烟厂参观、学习取经。在烟厂附近的宾馆里，住着各种各样希望与玉溪卷烟厂达成业务合作的大小商家。

1993年，下放卷烟销售权的条例付诸实施。

这些人都希望见到一个人：褚时健。

这无疑将掀起轩然大波。烟草公司的干部找到公司党组书记何兆寿："我们以后还有没有饭吃？""权都放了，省公司怎么办？"何兆寿的回答是："顾大局。"褚时健也做出姿态，他将省烟草公司销售玉溪卷烟厂产品获得的利润按协商数额固定下来，并承诺了一个阶梯增加的比例。

找褚时健最多的，是希望拿到签署"褚时健"三个字的批条，也就是批准从玉溪卷烟厂批发香烟的纸条，很多人也称之为"烟条"。

1992年，国务院颁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赋予企业14项权利。不久，云南省烟草公司即开始酝酿将红塔山、云烟等名牌卷烟的销售权下放给玉溪卷烟厂和昆明卷烟厂。

按照现行的国家香烟生产销售政策，香烟的价格分为调拨价格、批发价格和零售指导价格三种。调拨价是烟草工业企业也就是烟厂卖给烟草公司或者烟草局的价格，相当于一级批发价。批发价指的是烟草公司卖给有香烟经营资格证的商户的价格，然后就是零售价。以红塔山为例，调拨价为每条30元左右，批发价为60元，零售价就到80元。中间的价差很大，因此就有很多人通过各种途径希望以调拨价格购买。

不过，作为国企领导，他个人并不富裕。一次几个香港商界的朋友到褚时健家中做客，他们在香港从事香烟贸易，见过许多烟草界的富翁，踏入褚家时忍不住叫了起来：褚老板，想不到你这里这么朴素。"人家说朴素是客气了，他们从香港花花世界过来，看我家可能就是寒酸。"褚时健回忆时用手指梳梳自己的头发，"其实我倒是不觉得，以前更差。"

除了正常渠道销售的香烟之外，国家规定每个烟厂可以留出10%的香烟自主销售，称为浮价烟。浮价烟的销售需要出具香烟的预售证和准购证，褚时健才能予以放行。褚时健主要用浮价烟串换生产所需的各种原料，当然，也有灵活处理的一部分----不得不预留出上级领导特批的香烟。

褚时健几乎每次都用利税打动了政策制定者，他明白经济问题是个人、集体、国家的大事，所以直截了当。

这个10%的销售空间意味着两方面：一是意味着拿到批条的人拿到了一笔财富；二是意味着褚时健的权力的确很大很管用，他的一张批条就意味着少则百万，多则千万的财富。

或许时势造英雄，不过成为英雄何其壮烈。这几乎是一种想撞开橡皮门的勇气，不仅要勇敢，还要有一种霸蛮的执着。

这是一项让人如履薄冰的权力，有能力揣着准运证和准购证出现在褚时健面前的人，按当时的标准，都不"简单"。他们要么手中握有许多进口优质原料，是准备和玉溪卷烟厂进行串换的商人，他们是"富"；要么背后有当权人物撑腰，他们是"贵"。这些非富即贵的人整天围绕在褚时健身边，别人看着风光，褚时健内心却苦不堪言。批还是不批，这是个问题，很多时候还是难解的问题。褚时健性格直接，不太会拒绝人，特别是别人"有求"于自己的时候。来的人手里基本都有合格的两证，但毕竟烟厂的烟有限，批给谁不批给谁？

一如既往，褚时健一遍遍申请，一遍遍陈述，一遍遍承诺，中心意思只围绕一个："放开自主销售权和定价权，企业只可能更好，不可能更差。"而且最关键的是，如果具体到玉溪卷烟厂，一旦放开自销权和定价权，利税每年都能递增5亿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