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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时健有时只好躲起来。尤其到北京开会时，这里聚集了太多有权有钱之人。如果他们得知褚时健来到北京，必然会是挤破门的架势。褚时健碰到过被堵在宾馆房间里出不了门的情形，所以后来到北京，他都悄悄住在总参谋部下属的一家不起眼的四星级宾馆，和平宾馆。吃饭他也尽量选择小馆子，主要是人少，其次也因为小馆子自在。"哎呀酒店大了，一堆人光顾着说话了，总觉得吃不饱。"他说。他就喜欢在北京胡同边上的小饭馆里，点几个小菜，迅速把饭扒完，然后碗筷一推，起身走人。
这种隔绝生产和市场的做法完全是计划经济时期的特点，极大影响了工业和商业的发展。1992年，国家基本上已经放开了国企的自主销售权和定价权，唯独特殊的烟草行业一直不松口。
有朋友带他到北京著名的琉璃厂去逛，大家都逛得热闹，回头发现褚时健不见了，折回去找他，却看到他正和卖烟的小贩聊得热火朝天，恨不得坐到地上聊个痛快。褚时健敢做大事，但并不爱和所谓大人物交往，和所有基层的、贴地生活的、干活儿的人打交道，是褚时健最擅长也最喜欢的事情。
玉溪卷烟厂尽管实行"三合一"，但仍然只有10%的自销权，而且云南省的整个烟草体制仍然是专卖体制，没有整体的市场运转，玉溪卷烟厂的10%完全发挥不了作用。褚时健算过账，因为没有自销权，玉溪卷烟厂一年能损失20个亿以上。
但领导还是要见的。许多和褚时健共事或相识的人都认为褚时健其实很懂政治，因为他很懂得如何与领导打交道。那时玉溪卷烟厂的每一项特殊政策，都是褚时健去争取，并且大都成功。褚时健自己不认为，对于领导对自己的建议很支持，他的解释是因为自己比较直截了当，而且在领导面前从来不说无用之话。他自己也喜欢这样的属下，自然对领导不会绕弯子，最重要的是他做事都是从国家的角度考虑，领导没有拒绝的理由。"大多数领导都是为国家考虑的。"他说。很多人习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褚时健则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
在卷烟生产和销售的过程中，有一项制度大概最束缚厂家的生产积极性和规模扩大的可能性，那就是缺乏自主销售权和定价权。褚时健即将挑战的就是烟草行业这一制度的铜墙铁壁。
如果说到懂政治，在国家政府机关工作过多年的褚时健自然不可能不了解。那时他自己也说："我关心政治形势、经济动态、世界知识等，搞经济管理的人不懂政治不行。"但政治中的权谋与倾轧，曲折与腹黑，他却觉得自己实在不擅长。90年代中期的一天，他与朋友、已退休的前云南省委书记普朝柱难得有空闲聊。他忍不住指责当时正在任的某领导："我看他就是个政客！"普朝柱看着他，沉默不语。多年后褚时健呵呵笑着说："老普这个人和我不一样，我们两个观点看法其实都一致，但我就直接一些，心里想什么嘴上就说什么，老普要慎重得多。"
但褚时健依然是个斗士。
1994年，褚时健在《云南人事》上撰文，里面有几句评价自己的话："人家说我治厂有方，其实，我亦只不过注重自己这个'人'的修炼罢了。我的最大兴奋点是干事，表扬并不重要，荣誉也不重要，无论是连阴雨还是艳阳天，只要能干事，生命就有意义。"
在市场大奏凯歌，每一个见到褚时健的人都向他道贺的时候，只有褚时健知道一路走来有多么艰难。争取外汇购买设备、想办法串换辅料、辛苦地在农田中培育出中国乃至世界上上佳的烟草、几千员工的工厂一步一步地提高劳动热情和生产效率，这一个一个的障碍耗了他10年的心血。市场与体制的冲突，行业制度与市场的冲突，每一天都在烦扰他。10年，3650天，他从壮年步入花甲之年，工厂已壮大，儿女已成人。他完全可以放慢脚步，享受岁月。
<h3>叫停</h3>
1994年3月10日，云南省烟草公司开办的中国第一个卷烟交易市场挂牌开业，全国有442家烟草经营公司的代表蜂拥而入。这是香烟第一次在现场以拍卖方式进行订货交易，买卖双方都很激动。
褚时健拿下第二板斧。
拍卖会一开始，昆明卷烟厂的云烟首先开拍，62元开价，72元成交。10元的提升！这让人激动不已，要知道这是一条烟的价格。等到报价人说"下面是'红塔山'"时，全场突然一阵寂静，对于当时的烟草界来说，这是如雷贯耳的三个字。红塔山从一条64元起拍，一路攀升，到76元时还有人在继续举牌，这几乎已经是零售价了！褚时健往下面看了看，简直就是牌林！举牌者无数。褚时健退到一边，思虑了一下，对报价人耳语了几句。报价人惊奇地看向褚时健："不是开玩笑吧？"褚时健拍拍他的肩，继续坐到了一边。下面人耳语纷纷："褚老板啥意思啊？"报价人定定神，对下面宣布："刚才褚厂长说了，因为价格太高，玉溪卷烟厂放弃交易，按原价销售！"
名优烟翻番在当年就实现了计划，玉溪卷烟厂轻易就在1990年跨越了40万箱的生产量。
静默了两秒后，全场掌声雷动。昆明卷烟厂厂长走到褚时健边上伸出手来握手："老褚，高！我们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