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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时健对于烟田基地的大量投入，使烟厂的原料得到了质量保证。
烟叶的质量和数量得到保证的最直接工作，就是让烟农和烟厂密切配合。褚时健为此想了不少办法，宗旨只有一个，让烟农感受到烟厂是可靠的，可信任的。
褚时健当时面对烟农定了几项政策：1.烟厂提供给烟农的肥料必须平价；2.凡属于烤烟种植过程当中烟田修的道路或者水池水库，一律由烟厂出钱；3.烤房的新建、改建相应给予适当的补贴，生产所需要的物资，薄膜、地膜、营养袋等也均由烟厂出钱。
要想种出优质的烟叶，选种、播种、施肥、加工等各个环节都要认真细致地做好。云南烟叶一直存在成熟度不够的问题，因此就必须早日下种，并延长烟叶生长期。但是，云南的雨季直到5月才来到，因此为了帮助烟农早日下种，玉溪卷烟厂投入资金帮助农村修建引水工程。而云南的烟叶又多种植于山地上，山区道路不通畅，烤烟加工制作所需要的煤炭就需要长途运输，修筑公路也成了当务之急。
早期的生产性补助，褚时健基本都用于兴建水利、修筑公路了，即所谓的水利、公路、科技"三上山"。这让烟农和基层政府都特别感激，这种投入不仅仅对烤烟种植有帮助，对农民的整体农作和生活便利都大有益处。
褚时健知道，除了帮助建设基础设施，还必须让烟农得到切实利益，增加他们的收入、提高生活水平，这样才能激发他们的种植积极性。褚时健不断加大对烟农的补助力度，甚至将卷烟厂的相当一部分利润也拿出来作为补助发放给广大烟农。1986年，褚时健对农民的补助是281万元；到1992年，这个数字已成为3.6亿元；1995年则更是突破10亿元大关。
不仅补助金额大幅增加，补助的项目也从改善生产条件扩大到提高烟草价格。但是烟草由国家统一定价，个人或企业无权干涉，更不能私自调价扰乱市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褚时健想出了一个价外补助的办法：按照国家定价从烟农手中将烟叶收购之后，在年关又按照烟农卖烟的合同对烟农进行额外补贴。为了鼓励烟农多生产优质烟叶，褚时健对上等烟叶的奖励尤其多。褚时健的补贴多种多样，不仅仅是货币上的补贴，化肥、薄膜等生产资料也在补贴的形式之内。
实际上，那时玉溪卷烟厂并不是很富裕，开始建立"第一车间"的前一年，1985年，玉溪卷烟厂的利润还没有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但褚时健的经济账算得非常精准，这些投入实际上是值得的，当烟叶的产量和质量都大幅提升后，生产出来的优质香烟的利润将大大超过投入。而且，褚时健向来认为把员工的生活搞好，是提高生产力的保证。烟农是"第一车间"的职工、烟厂的"编外职工"，理应提高他们的各种待遇。这大概也是褚时健普世情怀的一种体现，虽然解放初期他已经是一名级别不低的国家干部，但他天生有一种和基层老百姓自然融洽相处的能力。对于烟农，他同样有着这种友好和善意。
对烟农的补贴和扶持，于玉溪卷烟厂的财务来说是一件极其难办的事情。这笔不小的支出到底算成本还是利润？国家财税体制当时不认同这种扶持补贴是成本，但如果作为利润支出，这是国有资产，褚时健就会犯大错。所以，如果不厘清这个问题，褚时健个人和玉溪卷烟厂都极有可能在国家税制上摔一个大跟头。
褚时健直接找到了时任国家财政部部长的刘仲藜。他在北京找了刘仲藜三次，都因为这个或那个原因没有开口。倒是刘仲藜觉察了，他说："褚厂长，你找了我三次，总是有什么事吧？"褚时健便把玉溪卷烟厂对于烟草优质优价、补贴扶持烟农的事情说了出来，同时也给刘仲藜说了自己的苦恼。国家的政策红线不能碰，但是从企业角度讲，没有优质原材料，就没有好产品，没有好产品就没有好利润，也就没有好税收。他给刘仲藜算了一笔账：1元的烟农补助，将会带来5元的利税回报。所以，如果财政部灵活处理玉溪卷烟厂对于烟叶基地的补助投入，将其计入税前的成本部分，那么烟厂交给国家的税收增长每年都不会少于10亿元人民币。
刘仲藜没有当时回复褚时健，但仅仅几天后，他给了褚时健一份书面文件，同意玉溪卷烟厂将扶持补贴烟农的费用计入税前成本。
又是关键一城，褚时健顺利拿下。
赵德才对当年的事情记得很清楚。20世纪90年代后，他到陆良、师宗、泸西、石屏开发管理67万亩的烟田。一次褚时健和他一起到陆良基地处理浇地的问题，因为抽水设备不够，烟田缺乏浇灌，厂里必须马上处理这件事。褚时健和赵德才在烟田里看了一天后，回到住处后褚时健对他说："我给你9000万元，你把陆良烟田的浇水问题解决了。"赵德才惊呆了："9000万元！褚大爹！你今天一表态就是9000万元，把这几个基地跑完，你要表出去多少钱？"褚时健埋头吃饭，说："不要紧，我心里有数。"
